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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次打交道，我感觉林斤澜是个面目和善的谦谦君子，他笑迎客人，有涵养、识见，“藏而不露”，却又容易接近，好打交道。虽说话不多，很诚恳。你会觉得他内在的热情，可能比表现出来的更丰盈。就说《台湾姑娘》那篇故事（一个从大陆去的爱国进步人士跟当地一位台湾小姑娘因共同的期盼、向往，让他们结成真挚的情谊），我们猜测这可能跟作者自身的类似“藏而不露”的地下革命工作者经历，很有关系，但我们不便细问。
林斤澜及时拿来《台湾姑娘》修改稿。那阵子我们正在筹编来年（1957年）第一期，想突出短篇小说，编出一辑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的小说，以体现百花齐放精神。这期我们共安排了九篇小说，其中有王蒙的《冬雨》，新作家耿龙祥的《明镜台》等都是很不错的；但小说散文组同仁一致赞成秦兆阳将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安排在头题发出。这篇小说以其特殊的题材，动人的描写，人物塑造和简练、独具一格的对话，赢得了读者，受到文艺界注意，应是林斤澜这位语言、写法有个人特色的作家成名作。此后在1957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林斤澜的《家信》（第4期）、《姐妹》、《一瓢水》（李清泉主持工作的该刊5、6期合刊），林成了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最密集的一个作家。《家信》写得精短，构思巧妙，还触及了时弊（那些跟着运动风转，经常跑到农村折腾农民的某些干部）。《姐妹》写抗战时期一个文艺团体不同性格的一对姐妹，具备可读性。而《一瓢水》因有人读了觉得晦涩，编辑部委决不下，惊动了茅盾先生。此稿我送给先生读后，他认为应该发表。其实这篇以建国初期川黔公路行车之艰险为背景，写了地域氛围；而那个责任心强，敢于战胜困难的小司助（司机助理）形象，也挺生动。小说耐咀嚼，在当年，是不错的短篇。
林斤澜作为一个有实力又经常深入生活，用心了解风土民情的作家（据我所知，林斤澜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后，北京市文联即将他下放门头沟深山区，还是“带户口”下放的第一例，可谓彻底），他本来是个南方人，来北方有年后，已经相当熟悉北方的语言、风习。林斤澜抗战胜利后曾去台湾后又返回大陆。尽管他是进步人士，在台湾还坐过国民党的牢。然而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头，可以想见，他成了长期受怀疑、不被信任的人。下放落户，实际是“另类”对待。但对于以写作为事业的林斤澜，他并不在意农村环境的艰苦，倒是为他创造了了解深山里百姓生活的好机会。斤澜“历史嫌疑”之得到解决，据他在他的随笔集一篇文章中讲“整整五十年也是半个世纪之后，挂在档案上的疑案才全案平反，一风吹”。从他1957年在《人民文学》较密集发表短篇小说起始，虽说有后来的反右、下放等等，但我们一直将他看成经常联系、组织小说稿件的重点对象。而林斤澜也确实为这本杂志奉献了好些好作品，以支撑这杂志拿出佳作来奉献读者。尤其在反右扩大化后，稿源匮乏，好作品难得的时刻，我和《人民文学》小说组的编辑们，对斤澜这点，常是心存感激的。
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2）
记得1960年，我还在评论组工作（我是1957年下半年调评论组的，1961年初回到小说组），第12期刊物出来后，小说组我原来的同事许以告诉我，这期林斤澜有篇小说《新生》你可以看看，好久没看见山区生活写得这样好，这样动人的作品了。我晚上回家一读，的确如许以所说，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佳作，它的艺术生命将是长久的（按：本人近阅1999年出版的《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发现《新生》已收入该书短篇小说卷中）。读时就放不下：北方深山区农村的气氛，杏树林、石头房子；成立公社时，社里不计成本，翻山越岭栽下无数“杆子”，拉到村里来，挂到老杏树上有线广播线海碗大的喇叭；初产妇因难产而接近昏迷，大夫呢，隔着九岭十八弯，又还有一条大河，又值雨夜，怎么能赶过来？乡村习俗，一些老妇招呼几个小伙子，抬着木头来了，说是“做一个使不着的冲冲喜……”爬到杏树上冲着广播喇叭狠嚷的生产队长情急……一下子将我带入了这个特殊山村之夜。那么怎样来救助临产的产妇呢？怎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于是心中悬念丛生。然而悬念很快解开，“谁知到了后半夜，一声喊叫，一支火把，那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戴着眼镜，背着药箱，”来了，“天知道，不够一顿饭功夫，姑娘大夫竟能使钳子，把小人儿巧巧的钳了出来，母子平安。”读者读到这里似乎松了口气，按一般小说“常规”，小说到了这里，好像没戏了。然而好戏恰巧在后头呢！这就是作者构思和结构的不落俗套，有张力，出奇制胜。小说的重头戏是放在这个初出茅庐姑娘医生半夜赶路来接生的经历。语言简练，情节紧凑，字斟句酌，可以说是惜墨如金，又能做到生动传神。人物、情景如画，几个自动帮助姑娘医生赶路的出场人物虽没有名字，但都有特性，有印象；而他们的动作或语言，处处表现了山里人纯朴、助人为乐的中国传统古风，深深地感动了、鼓励了这位初次独立出诊的“姑娘医生”，使她有了工作的勇气。当然也还有新生事物，这就是新安装的广播喇叭初步改变了农村信息不灵通的状况。读毕小说，读者也受感动。人们这才领悟，这篇小说，作者在运思、结构、语言与描写技巧上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成就了这篇生活内容厚重感人，而小说艺术也有创新的作品。其后，约在1962年，林斤澜还有也是以山区人情、风习为描画对象的一篇不错的短篇《山里红》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然而正当这位已是中年作家的创作势头走向兴旺之时，“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林斤澜与北京绝大部分新老作家那样，被迫搁笔。
1973年我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分配在体委《体育报》工作，直至1975年，家住崇文区龙潭湖附近的四块玉。这期间大约是听李学鳌或浩然讲，林斤澜住在幸福大街一处普通居民楼里，那个门牌号码是11号。一天下午，我去看林斤澜。他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市管文化的人自然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宜搞创作了，先是批斗，后来就闲待着。现在给了我个工作，在崇文门电影院卖票，叫作“养起来”。啊，一个优秀的作家，居然要他去电影院卖票，这真是闻所未闻。我心想，这又是一种荒唐，足证江青下边对知识分子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的人，是怎样蔑视文化，作贱文化人的！但我坚信这样的倒行逆施决然长不了！那时四人帮还没倒台，这些话不便公开说出。我只是对林斤澜讲，你把身体搞好，写作是你的专长，总还有发挥的一天，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斤澜心里想的和我是一样的，希望祸国殃民的人早点垮台，那年月人同此心。
1977年后，彻底落实政策，还了作家林斤澜的本来面目。他是1937年就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了，只不过他是含而不露，这正适宜地下工作的需要。而他从事的还是以教书和文化工作为主，怎么说他也是个文人而非做官之材。复出的他主要还是重操他的创作旧业。
改革开放新时期，已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