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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谷峪本人对待批评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二次全国作家理事会后，他很快去北大荒采访。他和另一位作家李準同行，跑了北大荒新垦区许多地方，直达中苏边境。李準回来后写了电影《老兵新传》。谷峪归来后，则写了《萝北半月》、《一个森林警察队员的笔记》两篇很有分量、热情赞歌垦荒队员和森林警察的散文体报告文学作品，均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实际上，这也是最早写北大荒垦区的佳作。1956年下半年谷峪去尼泊尔访问，又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梦晚会》的散文。
1956年下半年，谷峪还被选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第一次的批评，其不够准确过火的一面，或许对谷峪的创作，也起了些消极影响，例如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他发表短篇小说，但他尚能挺住。组织领导方面，也还是信任他的。而第二次，由于反右的扩大化，把他扩进“右派”中去，那便是对他沉重的一击，他这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农家子弟便再也承受不起了。划右后，他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加入他一向的敌人地、富、反、坏之列，这在他精神上是难以接受也无法忍受的，这且不说。而到了紧接着而来的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农村缺粮，他这个食量一向很大的大个子，在肉体上也难以渡过难关了。精神上受冤、又填不饱肚皮，他这条大汉便率直表现为“火气大”，而这又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改造”，又斗又批，恶性循环。一个曾有作为的作家，便这样心力交瘁、一蹶不振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见河北的作家朋友说，这个被开除公职的人，携带着众多的家庭人口（他的孩子较多），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了二十来年，靠挣工分勉强为家人糊口，至于写作之事，再也没法提起了。
他的冤案平反后，我曾代表《人民文学》杂志写信向他祝贺并约稿，他也给我写了亲切的回信。可是，他再也没有新作送给今天的文坛。又过了两三年他悄然长逝，身后萧条。
一个曾与李準并列，有才华、前途看好的作家，便这样寂然无声地湮没了。
建国后被湮没无闻的作家，还有一位韩希樑。他原是部队作家，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他写战争的作品，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上海的出版社为他出单行本的《六十八天》，是淮海战役的一部纪实作品，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书的发行量当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但自1957年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个作家的名字，更不用说见到他的作品。据认识他的文艺界人士告知我，是因为韩的作风有点问题，而被开除了军籍，当然，在那些年月，也就再不可能发表出版作品。数年前湖北襄樊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寄我一卷材料，说是韩希樑隐姓埋名就住在襄樊，生活相当潦倒悽惶，但他告诉别人，他还在写作。我无法调查这事的真伪，也算一个“逸闻”吧。他湮没之彻底，超过了谷峪。谷还在作家协会历年编的作家辞书中榜上有名。而韩希樑是哪儿也见不到这个《六十八天》一书作者的名字了。
写于1984年
石果的《风波》（1）
—一篇被忽略的佳作
50年代初期，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不多。拿《人民文学》版面说，1952年前后较引人注意的新人新作有蒙古族作者玛拉沁夫和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云南部队作者白桦和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两篇作品后来都被改编成电影，影响也就更大。两位新人最初被发现及在刊物上推出他们的作品，都跟小说编辑秦兆阳的努力分不开。两位新人后来也都成为人们熟悉的专业作家。
而在1953年、1954年《人民文学》版面上，也有一位当时颇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人，那便是来自贵州的石果。1953年第3期，发表他的小说《喜期》，这篇作品转载自《西南文艺》1952年10月号。一方面是那时短篇小说新作奇缺，再则，也表明了《人民文学》的编者扶植文学新人、鼓励创作之意。1953年上半年，《人民文学》的两位负责编辑是萧殷和陈涌。到了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新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编委有沙汀、张天翼等人）上任不久，则在1953年第9期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新作小说《风波》。1954年下半年第9期，仍在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另一短篇《官福店》。两个第9期两个头条，可见新作家石果那阵子在《人民文学》、也可以说在全国文学界，享受了何等的殊荣。
石果的三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是《风波》。石果的小说写的都是解放初期西南农村（贵州、四川边境地区）生活变革的故事。具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浓郁，语言生动等共同特点。而刻画人物突出，描写深刻，艺术上见功力者，首推《风波》。《风波》让我们想起鲁迅的那篇同名小说，它通过张勋复辟在农村生活中引起的一点点风波，刻画了九斤老太、赵七爷这样一些人物，写了旧思想阴魂不散，而给人过目难忘的印象。石果的《风波》写的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初期新、旧思想意识在农村进行着反反复复冲突、较量的风波。它通过母女两代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和一位农民出身的“族长”企图对之施以惩罚的中心情节，展现了广阔的农村社会生活画面，描写了众多各不相同、有个性特色的农村人物，包括先进的和落后的青年男女，开明的和守旧的形形色色中老年妇女、老汉、农村干部，教私馆、摆八字摊的先生，二流子，地主阶层的人物等等。不仅主要人物（如“族长”杨永成老头子，丫头出身，泼辣、果敢的农村姑娘杨春梅）写得细致、生动，连一些次要人物如“闹三湾”杨左氏，“酱油嘴”荣三嫂，“生铁锤”杨根生等，也有极简省的勾勒，而各具特色。作品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包括未出场的），达20个。作品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深入真实地绘制了建国初期农村新、旧思想错综复杂、矛盾冲突以及新思想取得初战胜利的生活画卷。作品描写准确，叙事从容有致，结构匀称，虽三万字而不显长，实际上是将丰富的生活浓缩了的一个小中篇，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作品耐咀嚼，让人想起四川老作家沙汀的某些写乡场的小说。小说发表之时，受到邵荃麟、严文井、沙汀等老作家和读者的赞许。石果那时由《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唐祈负责联系。记得1953年9月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石果作为贵州代表来京，我曾在会上见过他一面，是个方头大脸的人，已经三十六七岁，不算年轻，阅历也不浅，曾参加过解放前的地下斗争。
但是自从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官福店》之后，石果很快销声匿迹了。陆续有人用信函或口头打招呼，以后不要再发表石果的小说。这不言自明。编辑部听到的传言是说发现了他政治历史上的“严重问题”。
就作品论作品，石果的《风波》是建国初期一篇上乘的小说佳作。但在其后中国作家协会编的小说选中没有收入它，文艺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中，也不提它。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似的。直至粉碎“四人帮”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学》编辑部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包括半卷增补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仍然没有选入它，大概还是因为其人“情况不明”吧。
这里，我还讲个小插曲，60年代初期，提倡写人民公社史，贵州的文艺刊物发表了一部猴场人民公社史———《小王朝的末日》，这实在是一篇艺术质量上等、独一无二的“公社史”作品，说明白一点，它是一篇可读性强、写得很精彩的小说，尤其反派人物刻画得很生动，地域特色强，情节也引人入胜。《人民文学》那时正缺少好的小说，于是编辑们动了转载它的念头，但作者无署名，是一份“集体创作”。尽管这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