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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不着多费笔墨来描写俞林怎样会被划为“右派”的。以俞林的涵养，他实在没有说什么错话或者过头的话。作为外交人员学习会的一个召集人，当时上边号召大家“鸣放”，他只是在这个党内的学习会上（这些外交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就1955年的肃反工作（1955年他在一个文艺团体负责肃反工作，运动中曾伤害过好人，后来纠正了），从提高认识，总结教训的角度，谈了些看法、意见，当然是冷静的，有分析有分寸的。并不是否定肃反本身，而是对工作的方式方法提了意见。可是这在高度“左”视眼的镜片底下，自然就成了“恶毒攻击肃反”的“大逆不道”……
我还记得“组织处理”俞林的《人民文学》的那次党支部会。
宣布开除俞林的党籍时，俞林的脸色实在是苍白的。检讨时说话的声音也是颤抖的。但是我仍然佩服他的沉着、自制力。他说，他犯了错误，对不起党。他要深挖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根子，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他轻轻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也许是为了掩饰内心那极度的痛苦。
在座的党员们，无论是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还是普通党员，比他更加难受。我看见有几位坐在角落的女同志，悄悄地以手巾揩擦着眼睛。
“组织处理”俞林，这是那个年代一次奇怪的会议之一。谁也不会在心里承认俞林是“右派”，谁也不会在口里说，俞林不是右派。谁都在心里不赞成开除俞林的党籍，谁都举手开除俞林的党籍。
俞林付出的代价：从行政14级降为18级，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我和他，被戏剧性地倒换了各自的位置
俞林下放劳动两年，被认为表现好，当时对他做了在“右派”中少见的“宽大处理”，仍然回《人民文学》，分配在评论组做资料员的工作，这是1960年的事。1960年我是评论组的负责人。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当时作协和《人民文学》的领导，了解不了解我和俞林是师生关系？为何对俞林作如此安置？好在在我来说，俞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这一历史关系，我认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那么眼下的现实关系呢？虽说我是他的“领导”，他不仅是被领导，而且还是专政对象，我觉得仍然应当把他当作老师尊重，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那年月，我有严重的“左”的思想情绪，但对待俞林，我认为只能是这样的态度。在俞林，我佩服他了不起的涵养。工作中，他对我这个毛头小子，他的学生，完全采取尊重、合作的积极态度。这只有具备高度党性修养的老共产党员，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俞林的积极，不因戴着帽子而对工作及工作中遇见的是非问题，持消极、回避态度，在“左”风为虐的环境，这就反而常常招来个别人的挑衅，被目之为所谓“右派”的“不良居心”。我为此感到愤慨、痛苦，尽我所能，起点“降温”作用。但有时也不得不持一种违心的敷衍应付事态的态度。当然总的讲来，编辑部绝大部分同志，对俞林还是好的，通情达理的。我们这对师生，在微妙的处境下，就这样合作共事一年多，后期，俞林曾化名写了些评论文章，如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署名“任文”的一篇颇有分量的评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就是他写的。1961年下半年，他摘了右派帽子，调离《人民文学》，赴江西工作。
七年监牢生活
阿·托尔斯泰说，出身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中经受了三次清水的泡洗，三次血水的浸浴，三次碱水的煮熬。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像俞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在早年经受了战争和农村群众运动（减租、土改）的严峻考验。可痛心的，他们因为自己在参加建造新中国过程中的光荣经历，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动乱年月，反而被罗织成“莫须有”的罪名，身陷缧绁之中。这就非三次清水、血水、碱水……可以比拟的了。
涵养（3）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曾拟将俞林的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可是曾几何时，俞林被捕，被关在秦城监狱，所谓“审查”华北城工部刘仁一案，俞林被“网”上了。俞林不是在北平军事调处部担任过译员吗？这是刘仁同志领导的党的华北城市工作部派遣的，于是这些同志成了“叛徒”、“特务”，受尽摧残迫害。俞林关在北京郊外的监牢里一关就是七年，幸免于死。
出狱后，俞林告诉我，他在狱中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是怎样的气度和风格呀！
粉碎“四人帮”后，俞林将他的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国际悲歌》寄给了《人民文学》，这是1979年春天，是较早出现的揭露“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小说。从这篇小说中，也可以约略窥见，俞林这样的共产党员，在监狱中表现的崇高精神境界。
不久，俞林的问题全部平反，恢复党籍，恢复领导工作职务。俞林仍然勤奋写作，寄给《人民文学》《在太行山上》等短篇佳作及写当年北平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片断。从这些小说中可以见出，作为作家的俞林“宝刀不老”。他对战斗岁月，英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小说味道纯厚，新鲜，读起来像饮一杯刚刚开启的清甜、醇美的酒。
去年夏天，我们文艺学院创作室的师生有机会在武汉重聚。俞林作为老师、兄长，那会儿动了感情。他看到在那逝去的年月，命运遭受坎坷的，不只他这个老师，还有他的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他说，“悲剧决不会再重演，也不允许重演！因为我们都是身遭其害的见证人！”
他的根在人民中
在武汉停留的时间匆匆。一位学生问俞林，在这城市你还要做些什么？俞林说，两件事，一是去看看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老战友的未亡人。这位未亡人意志无比坚强，但艰辛备尝。再去看看邢妈———他的两个孩子（如今早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当年的保姆。
俞林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含辛茹苦地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普通人的命运。
他的根扎在人民的土壤中；他的涵养来自他热爱并养育了他的人民。
此稿写于1984年载《长江文艺》杂志。那时俞林已回到江西任职，任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等。同时完成了新作长篇《在青山那边》。但我知道他有高血压病。没有料到的是，1986年，他在看一次女排比赛时，因兴奋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68岁。
雪里红梅（1）
——怀王莹
“寒冬中盛开的花朵，常能经久不谢。”这是女作家兼艺术家王莹在她的长篇小说中讲的一句哲语。
这使我想起王莹本人，她就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冻梅，虽然在风雨的逼迫上，她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但芳香如故。
王莹，从三四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们应当记得她。她那时是位著名的电影、话剧演员，曾主演过《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自由神》等进步影片。1935年，她主演夏衍编剧、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的话剧《赛金花》，轰动上海、南京。群众日夜排队，争相购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国民党反动当局被震怒了，却也奈何不得。抗战初期，她参加洪深任队长的演剧二队，奔赴前线，深入兵营、农村，宣传抗日。后又和著名演员金山等同志组织“新中国剧团”，远涉香港、南洋一带，为祖国抗战作募捐演出。当然最有名的保留节目，是她和金山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广大爱国侨胞纷纷捐款，热烈欢迎、赞誉他们的演出，并给王莹以“马来亚情人”的美称。1939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郭沫若家中亲切接见回国汇报的王莹。恩来同志说：“只有我们党，才有你和金山这种人才！”
1942年，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同去美国学习。出发前，恩来同志在重庆再次亲切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在国外搞好与美国人民的关系，以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王莹不负恩来同志的厚望，她在美国一面刻苦攻读文学、舞蹈等课程，一面广交美国朋友，到各地发表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战。抗战后期，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去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抗战歌曲，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