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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再改
（载《传记文学》杂志）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1）
1956年，1980年，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位早慧的，作品具有个人特色而又颇为多产的作家名叫刘盛亚。193５年春，北平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一篇写老北京一家有名气的镖行镖师曲折人生的小说，题目叫《白的笑》。作者写这位曾当过清廷御前侍卫的镖师最后的结局却是沦落到汉口街头卖艺，每日只赚两毛钱，被迫到一个大户人家打劫，被人家用子弹射死。死后脸上“浮着笑，也许是哭”，反正是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从未见过的“白的笑”。这就是作品名字由来。无论是小说的取材或叙述、表达，都给人留下较为别致的印象。作者刘盛亚，那年才20岁。他本是重庆人，少年时随父（名刘运筹，北平农学院院长）旅居北平。就在这年他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回来后即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连载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随笔《？畚字旗下》。其后他回四川办过文艺周刊，在郭沫若支持下出任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在武汉大学（抗战时由武汉迁至四川嘉定即今之乐山）、四川大学执教，译过歌德的诗，改编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为话剧《钟楼怪人》。而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最具影响的小说，则是中篇《小母亲》和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夜雾》。《小母亲》写的是战时德国的生活，讽刺、揭露纳粹德国从精神、肉体上残害青年的罪行。《夜雾》1945年由群益出版社出书后，曾在国统区相当流行，它描写的是旧时代北京京剧伶人的生活命运，故事迷离曲折，哀婉，写了人性的复杂；语言表达，贴切生动，看出作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出过他的中篇小说《水浒外传》。1949年3月，上海春秋出版社还出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地狱门》。
建国后刘盛亚也就三十来岁。但这样阅历、岁数的人，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称他为老作家。刘盛亚是自己家乡重庆市作协分会理事、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还兼任民盟四川省委文教委员会委员，自然是我所在那家国家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组稿对象。
刘盛亚最风光时候是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些日子。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同志曾专程去成都、重庆拜访那儿的老作家，像成都的李劼人，还有就是重庆的刘盛亚，是颇引起白羽注意的。记得归来后，白羽同志给机关工作人员讲话专门讲到西南的这两位老作家。他讲刘盛亚这位老作家创作热情很高，他只比我（指白羽自己）大一岁，今年41岁，还算年轻。他经常下去了解新的生活，访问生产战线的劳动模范，同时他还有许多过去的时代生活的感受。这样的作家创作潜力是很大的，编辑部应将这些作家作为重点组稿对象联系。我在的编辑部当然响应白羽同志号召，我们向刘盛亚写信组稿不止一回，他也回了信。我印象他那时好像在写四川一位木工劳模的传记故事。他回信说一时还顾不上给我们写短篇。在1956年，我们未能组到刘老作家的稿子。
未曾料到的是，第二年反右，刘盛亚被划右派。他的名字从我们联系名单中被除掉。此后再没他的任何消息。1963年我去成都、重庆组稿，不免打听刘盛亚的下落。蒙当地作协一位做联络工作的朋友告知我，刘盛亚早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他死于峨边的劳改地。我吃了一惊，却无话可说。他死时不过45岁，正处壮年呀。数年后我去过峨边，属凉山区，山高，路险，水险，比较荒凉，寒冷。居住那里的彝族同胞生活相当艰苦。
上世纪80年代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界许多冤案已经平反。可是早早过世的作家、艺术家们是否安魂于地下呢？即使不搞什么平反仪式，亲朋好友们也期望人们能记起他们。
1980年上半年，我很熟悉的，常给我们赐寄短篇小说的黑龙江省专业作家、四川籍老作家巴波同志，忽然寄给我一篇刘盛亚的短篇遗作。他信中话不多，我完全能领会，这是对这位作家同行、对读者仍存有印象的刘盛亚的一个纪念。我自然高兴，立刻将刘盛亚这篇不长的遗作看完。老作家的笔墨，是从一个小角度来写当年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新气象的，一读便知是50年代中期鼓吹“合作化高潮”那阵子，作家对现实形势的好意认同。说不上是什么名篇佳构，但小说至少反映了作家当年的某种心态。联想到作家其后的遭遇，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篇遗作面世，供世人了解；亲属、朋辈也得到一点慰藉，我觉得这应是可行的。我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将刘盛亚遗作送呈代理主编张光年同志审读，请他定夺。
1980年6月23日，我收到光年同志写给我的信。信件原文如下：
光群同志：刘盛亚同志这篇遗作，我看不适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要从大多数读者（订户）的需要来考虑。作者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一篇描写农业高级社成立时社员美好感情的作品，经过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巨大变革之后，倘非上乘之作，要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兴趣，那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良好意图是要纪念这位作家，如果效与愿违，那就反而对不住这位作家了。你看，是否请巴波同志采取别的方式，譬如说，写一篇怀念亡友的散文？至于这篇小说，在四川刊物上发或编入文集，效果可能好些。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2）
光年的看法可能有他的道理，我们服从了。于是将刘盛亚遗作退交老作家巴波。后来刊物也未发表纪念刘盛亚的文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错过了一次使刘盛亚遗作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此事又过了这么多年，心里总是有点难以释怀。写此短文公之于众，供读者们辨析吧。
2004年12月28日完稿
雷加（1）
—一个追赶时代脚步的作家
北京某报一位副刊编辑约我写点有关当代作家的短文。我的记忆库里立刻涌现几位我较熟悉、但从未写过的作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的身影。首先我要写的是今年88岁，差不多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见过许多世面，现仍健在的北京市老作家雷加同志。
雷加是辽宁边境城市安东（建国后改为丹东市）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就很不寻常。毕业于东北大学边政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雷加流亡关内。1932年12月8日，日军攻打上海闸北的炮声响起来了，17岁的热血青年雷加立即赶赴上海参战。1935年为了考察这个敌国的国情、民情，这位爱国志士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回国后的雷加先去华北敌后八路军部队访问半年；后又艰苦跋涉，于1939年抵达抗日堡垒延安，在延安文化协会就任秘书长，自此开始了他用行动，也用笔记录、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非常充实、熠熠生辉的生命里程，一直绵延到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的耄老之年，从未停歇。
我认识作家雷加，大约有半世纪之久。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那时刊物正在选载雷加长篇新作《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潜力》三部曲第一部）。一位作协老同志告诉我，作品中的厂长杨行健就是雷加本人，他是东北最大的造纸厂安东造纸厂的厂长。八·一五（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之后，他是从陕北出发最早进入东北的干部队伍中的一员，亲身参加了接管工厂、后又撤退，又光复、恢复生产，重建工厂的全过程，所以只有他方能最早写出囊括活跃在工厂的各色人物，从领导干部到技术人员、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等这样大视野、多部头的小说。一天雷加来作协开会，并看望他的老朋友们，我这才见识了雷加，一个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中年人。雷加那时并未在作协当专业作家，而是深入实际，做工作，已调北京轻工业部，任造纸处处长，家住右安门那边。他完全是“少壮派”作风，不坐小车，来往京城各处常是自如地骑上自行车。因为雷加是管造纸的，所以当印书、印杂志纸张短缺时，作协有关部门未免求助于雷加这个“内线”。
雷加是这样的作家，他爱生活、爱人民，随时不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