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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中、苏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刻。苏联诗人叶甫杜申科当时发表一首诗《乌苏里江上的红雪》，那自然是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的立场。诗人郭小川跃跃欲试，他小声地对我们大家（李季也在场）说：等我解放了，我立即回《人民日报》（他本来编制在《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活跃的记者，“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回我们机关接受批斗），立即申请到边境前沿去，我也可以写出与叶针锋相对的好诗！众人沉默不语。而李季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比小川严峻得多了。在所有发言表态的场合，李季总是说，我愿在今后的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俯首帖耳”，重新做人。却从来不说自己是个诗人，哪怕仅仅接触“诗”这个字眼。私下我们曾聊过，你往后便不写诗？李季瞪我一眼：现在是什么时候！……事实证明，李季对形势的观察、感受是对的。极“左”路线和“四人帮”其后还肆虐了好些年，而诗人郭小川却一再为自己的天真、单纯、热情付出惨重代价：郭小川很快被宣布解放后，“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报纸不光不接纳他，还将他的档案退回。他自然去不成乌苏里江前沿，相反地，被发配到干校长期劳动、“改造”。而在“四人帮”倒台，希望的曙光初现之时，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为什么说小川死得不明不白呢？那至今确实是个谜。那个夜晚，小川住在河南安阳一家旅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他已经知道“四人帮”倒台，兴奋、喝了酒，晚上也一定难以成眠。抽烟。自然是吃了安眠药入睡。奇怪的是点着的烟只烧着了被子上一小块地方，而小川不知什么时候窒息了，停止了呼吸。当地有关部门很快鉴定了说是既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但是听见这个不幸消息的他的朋友们心头的疑窦并不能解除。了解小川的朋友们说：倘若小川还在世，以他的胆识才干，该对中国作家协会那些日子的“拨乱反正”起着多么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正因为如此是不是有人提前下了毒手？这难解之谜而今只有望着茫茫苍天了！当然，在“四人帮”猖獗的末后几年，倔强、老练的诗人李季，也没有躲过“四人帮”的迫害，健康严重受损，亦导致诗人早逝，不能不令人十分痛惜！
郭小川与李季（2）
小川和李季，同是人民热爱的诗人，同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和诗艺，但他们走路的步态，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作家之忆（1）
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来，确曾出过相当好的作家和作品。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两位作家，是难以忘怀的，这就是东北老作家马加，还有山东作家王安友。
马 加
马加生于1910年，是现今仍健在的有很长生活阅历和写作经历的老作家。我记得，我最先是从读他的作品认识他的，那是他50年代初期发表、又出单行本的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那是当年我读到的最受感动、印象最深的，我认为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所写最出色小说之一。就像我以前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那样一种感觉：是动人的诗意、诗化的小说，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到文字、语言都是那样诗意、诗化地感染人。《开不败的花朵》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没有机会再读这篇作品，然而，那美丽的鲜花盛开的内蒙古草原；在共产党一支干部队伍开赴东北行进途中，遭遇了土匪，它的指挥员———工作队长或指导员为剿灭土匪，保卫队伍的安全而英勇倒下，鲜血染红了他心爱的土地，北方的草原……这动人的形象、意境，一直储存我记忆中，不曾抹去。这样的源自真实生活，又经作家精心构思、再创造，诗意、诗化的小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好的题材，譬如酿酒，必须经过作者精心构思、“酿造”，精美的语言表达，方能成为香气四溢，醇美的酒；成为一件艺术品，传之久远。这几种因素，缺一不可，所以佳作难得。当年《文艺报》上，曾有人写文章给此作以好评。后来小说曾被译成日、英、德、蒙等国文字，面对外国的读者。
195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北，到了沈阳，我是跟着一位小说编辑女同事，晚上去马加家里，匆匆看了马加，这位我钦慕的作家。马加，中等身材，眼睛很大，气度温和，有长者之风，话语不多，带着东北口音，人显得很朴实。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马加有段时间是东北作家协会主席，后来一直是沈阳作协、辽宁省作协的第一把手，“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中共辽宁省委的候补委员。每次去沈阳，我必去看看他。但我从未同他深谈过。而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好就好在，我觉得，在那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马加始终是一位坚持埋头写自己作品，心无旁骛的作家，这点格外引人尊敬。他虽有官位（改革开放年月，听说他还做过中共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丝毫不图做官，而始终保持一个写作人就是以写作为业的这一本色，这一点非常可贵。所以他直到高龄还在写作，就像世界上终生写作的文学大师们那样，这一点更令人尊敬，这也是他跟他同时代某些热衷搞“政治斗争”的作家不大一样的地方。
辽宁现已出了马加老作家的文集，我祝他健康长寿。
王安友
王安友生于1923年，出生在山东海边的日照县，他出身农民，是由农村基层干部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曾当过民兵队长、区委书记，后来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最早发表的是表现婚姻自由的小说《李二嫂改嫁》，这部小说以其反封建的内容，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以及浓郁的农村生活情调，而率先被改编成山东地方戏吕剧，而久演不衰；随后又被全国好些地方剧种移植上演。因之，在50年代初期，知道王安友这个新作家的人越来越多。1955年，王安友首次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十棵苹果树》，其后在毛主席推动合作化高潮时，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整社基点村的一天》，这篇小说被发在刊物的头题，当时是一篇较有影响的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心态的作品。作者无疑是站在批评保守思想的立场，编者自然认为其主题是积极的，而今回过头看，或许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王安友的小说，毕竟有其自身的特色及优长之处，就是他是个土生土长的，非常熟悉农民、农村干部和农村生活的作家，他善于刻画农民及农村干部，作品人物个性鲜活，语言生动，又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其表现方式，较合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故为广大农村读者“喜闻乐见”，也较易于接受欣赏。我一向认为，王安友是位懂得老百姓心理、生活风习的作家，这一估计可能不算过头。
我感觉王安友留下的较有分量，又好看的作品，可能是60年代前后（因手头无资料，时间，我可能记不大准确）他在《收获》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海上渔家》（后来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记得，我先是拿起登有这篇小说的杂志看，几十万字的小说，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主要是描写的海上渔家，生活气息浓郁，各式各样的人物（包括渔村的男女青年），生动传神，语言也好。我总相信，创造了有生命人物的作品，是有久远的生命的。尽管作家处在当年那种环境，作品体现出来的，对生活、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一定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因杂志社组稿需要，自然多次见过王安友，但个人私交不深。留下的印象，他肤色偏黑，是在农村自然的太阳，新鲜空气下长成的，很像个农村干部，甚或老农，没有作家的架子。
近年，文艺界的评论，似乎很少涉笔“文化大革命”前曾有影响、虽不是最有影响，却仍是较好的中、长篇小说。马加、王安友的小说，似也少有人提及。我希望这篇小文所涉，能引起评论家们某种兴趣。
两作家之忆（2）
写于1999年7月31日
冯牧书生（1）
提起冯牧，文艺界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冯牧是湖北人，原籍夏口（今汉口）。冯牧同我聊起他的家世时说：“我的祖籍应该是安徽徽州。但祖父已在夏口做官、定居了。父亲留学回国后，最早也在汉口做事。因为他会几门外语，在外交司当参事。后来才迁居北京。所以我的籍贯是湖北。”
冯牧的父亲是谁呢？他名叫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