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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气愤地说着，把军帽脱下来，递给了夫人。
第二天，林彪夫妇又把罗瑞卿夫妇请到家中，叶群与郝治平、林彪与罗瑞卿分别谈了话，叶群以强制性的热情，又是劝慰，又是送花，并提出要罗家夫妇将孩子们的照片送给他们一些。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心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以后有些重要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还要通过一下军委常委，最近有些未通过的，我负责。”
随后，郝治平找了几张小儿子的像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一○一满意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关于这一阶段罗林两家的关系和罗林之间的“通气”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道：
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那是一些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一些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是曾经很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今天还记得那么清楚。
叶群也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里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拘束、孤僻。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得像个女孩子。
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和林彪一家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我们这一群孩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沉重的心情呢。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门口都是事前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蛮不讲理。如果说点点的回忆带着浓厚的为父亲鸣不平的味儿，那么，罗瑞卿在这方面的一些讲话也可佐证他在与林彪关系上的谨小慎微与良苦用心。
6 月3 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提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去通气，使他们了解情况，便于他们考虑问题，并及时取得他们的指示。但也不要什么问题都到他们那里通气，要保护他们的健康。”
6 月10 日，罗瑞卿告诉肖向荣②，请他和叶群商量，为了一○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
6 月中旬，罗瑞卿又对他的秘书交待，让他们向各单位传达，以后不准用总长批示、指示，对主席、副主席可用（这些字样），对总长可用意见、提议、建议。写报告也不要用“请总长指示、决定”，可写“你的意见如何，请你下决心”。
1965 年6 月29 日。罗瑞卿家中。
这天，罗瑞卿接到了林彪布置的一项任务：组织人讨论、修改他为总政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当讨论到前言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时，罗瑞卿皱了皱眉头，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提法怎么样？”
大家都说没把握，罗瑞卿说：
“我也没把握。”
他示意大家停一会，到另一个屋里去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高的田家英的电话。电话通了后，罗瑞卿把他们正遇到的问题向田家英讲了一遍，田家英也认为这种提法不确切，还在电话中给罗瑞卿讲了一件事：
“我和陈伯达、王任重、陶铸几个人在长沙协助润色毛主席的几篇文章时，大家曾考虑不用‘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此类对仗性的词语，恐怕‘最高最活’的话也不宜用。”
罗瑞卿挂上电话，重新走进屋里，对在坐的几个人说：
“经过考虑，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
再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参加会议的几个人都点头称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词语删掉了。
此时，林彪、叶群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提法的话，林彪、叶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给他记了一笔帐。但表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对罗瑞卿的亲热。有7 月7 日叶群与罗瑞卿办公室通话记录为证： 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93—194 页。
② 肖向荣时任总参办公室主任。
7 月9 日，叶群来电话：我们前天到大连，林总的身体比较好，吃饭比较好一些，因为怕水，没有住海边，住大连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里可以施工，我的喉咙全好了，是点甘油点好的，和总长说的一致。谢谢总长和郝治平同志的关心，问候他们。
7 月22 日，叶群来电话：总长去看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们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位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8 月27 日，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身体还好，还出虚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秘书三人患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生有传染。已把李科长留下，另由刘震副司令从空五军疗养院调来两个人帮忙。豆豆已回空军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林彪却从6 月间开始加紧了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的工作， 以后由海政的×××、作战部的×××等随时报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时，为了表示对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罗瑞卿汇报工作时，还让那人藏在另一间屋子里窃听罗瑞卿说些什么。
特别是在9 月份、 10 月份，林彪的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圆孰了。
9 月份，林彪要转移到苏州休养，经过北京时住了几天。在未回北京时， 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能见，要罗瑞卿不要去看他。罗瑞卿为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做好通气工作，便采用写信或送文件的办法去“通气”。他让秘书将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写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给林彪送去。叶群几次打电话对这种办法作出表扬：
“总长，林总说这个办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
9 月13 日，林彪从大连转移到上海后，便派李作鹏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统统搜罗，其中10 月25 日由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这样写的：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来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
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 年5 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 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 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