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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失眠之夜。尽管一天制砖的活儿，累得我骨头如同散了架，躺在炕上仍然不能 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的不少话，我都充耳不闻，当他开口骂他媳妇“没有人 味”的刹那之间，我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说：“‘黑子’，如果你能带个口信什么的，我就麻烦你一回。”
“你放心，我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时候，单独传给张沪。”赵光弟憎恨孙西敏那张害人 的纸条，愿意为张沪早离开隔离反省号而出把子力气。
“不，口信不是带给张沪的，是托你捎给张丽华的。”
“小黑子”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他过去得过肺结核，脸色蜡黄，因而他的劳动任 务，不是随大队出工去制砖工地，而是收拾院子里的卫生。他的这项劳动，使他每天都有时 间关注一下那问隔离反省号里的事情。
“狗掀门帘子——都凭一张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动门帘，张沪双手被铐，她掀门 帘子或干其他事儿都很不方便，让她给张沪掀个门帘什么的，也费不了她的多大力气。”我 说，“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这事儿，不要对张丽华说是我的意思，而要说是你的意思。你看行 吗？”
赵光弟海骂了她媳妇半天，连向我点头，表示他一定去完成这个托付。
“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你。”
“你尽管说。”
“生活上张丽华尽可能给张沪一点方便，但是对张沪的一举一动，张丽华万万不能马 虎，要严格看管。”
“为什么？”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赵光弟脸色陡然变了：“真的？”
我对他详述了在五七年划右之后，张沪自杀的经过。这次当着劳改砖厂全体干部和囚徒 的面，她平生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很可能再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小黑子”一下从炕上蹦起来：“这可是大事，我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没有阻拦。我认为这个预防针越早打越好。我太了解张沪了，如果自她脱掉新四军军 装之后，在《北京日报》给社长范瑾、副社长周游当秘书期间，是个能讨人喜欢的女孩，何 以会有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之灾！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 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儿来的。
“小黑子”不一会儿就从那一间隔离号回来了。他说他是把张丽华叫到屋外边，以他的 口气对她叮嘱我那番话的。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
“我们那口子说，情况不是太好。”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一直说她无意翻案，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 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那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 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苦吃嘛！”
我无言以答。
“哥儿们，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 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因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
从这天夜谈之后，我当真发现张丽华对张沪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在周围没有干部的眼 睛的时候，张沪上厕所或打饭回来，张丽华能为戴着手铐的张沪主动掀开门帘（为遮挡冬日 风寒，山西的棉门帘又厚又沉），偶然与我目光碰撞时，也少了几分冷酷。只是我很难从张 沪脸上找到一丝变化，她低着头走路，路过我们四号囚舍时，头都不歪一下，有时我故意咳 嗽两声，以示我的存在，她都像根本不通电的绝缘木桩，唤不回她对我的回应。
“小黑子”对此解释是她怕牵连到我。因为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不止一家，而且门户相 连。递上那张诬陷纸条的孙西敏，也住在这排窑洞里，万一她那双善于发现“敌情”的眼 睛，再看出什么破绽，见缝下蛆，不是把我也牵进去了吗？！
知张沪者惟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个善于掩饰自 己感情的人，敢于在砖厂“一打三反”的大会上顶撞军代表，何以会惧怕回我一瞥目光？这 种“断电”后的沉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知道，火山在爆发之前，总是沉默的。因 而，我请求赵光弟再次告之张丽华，在对她实行监管时，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 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1970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 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 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4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 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 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那天入夜之后，我心中千头万绪久久不能成眠。我记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 《北京日报）送劳动教养的前夕，我在长安戏院看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 窦娥》），值此我生日之际，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黑子”全 然不知我内心的不安，背对着我早已入睡，并发出轻轻的鼾声。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窗外突 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掺杂着狱医何大夫与什么人对话的声音，虽然我没听清他 们说些什么（狱医何大夫讲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话），即本能地把窗外的响动与张沪的命运 联系了起来。深更半夜谁找狱医？狱医又为谁看病？劳改干部看病有干部医生，用不着来找 狱医，那么狱医午夜出诊，当然是劳改成员中的张三或李四，生了什么急病。我左猜右想， 最大的可能是反省号子中的她，当真出了什么险情。
我想摇醒酣睡中的“黑子”，为我去探听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脸侧，我又把手收了 回来：万一不是张沪，不是搅了赵光弟的睡梦？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我就是在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闭合上双眼的。大概到了拂晓时分，门外又传来了大头鞋 卟叽卟叽的踩水声响（春雪化成了水），接着有人推门进来，随着手电筒的闪亮，耳畔传来 一声吆喝：“起来！”
我和赵光弟从炕上爬了起来。赵光弟睡眼朦胧地望着来者，我则看清了进来的人是支 “左”的吴排长和厂部负责内勤的郭干事。
“你先出去。”吴排长命令赵光弟迅速穿衣离室。
我此时已完全明白了：吴排长和郭干事是为我而来。还用问吗？一定是张沪发生了什么 事情。我忙忙乱乱地穿起衣裤，坐在炕沿上等待着关于她的噩耗。可是待赵光弟离屋之后， 吴和郭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叫我先打开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吴排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 她……”
吴排长平日是个喜欢与劳改队中知识分子交谈的人，曾与我聊过“样板戏”什么的，此 时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对我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郭干事，因为 昔日我回北京探亲时，他曾托我给他代购过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点儿接触的干部；他悲悯 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头去检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里都是书。那是早在1963年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场部退还给我的。
吴排长说：“这些书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说：“《北京日报》早已检查过了。”
“现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审查。”
我能说什么呢！每天忙于修埋地球，书已然是我们身外之物，全部拿走还能减轻我的一 点儿负担。在吴排长往麻袋里装书之际，郭干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给我 戴在了手腕上。
无需多说，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时来搜书，并给我戴上手铐，诱因不是我，肯定张沪 发生了什么问题，联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脚步，我断定张沪又走上了轻生的绝路。
吴排长看了看戴上手铐的我，低声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