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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书，把书往炕上一扔：“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 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不禁血涌心头，说了句：“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母亲》，是革命书籍。”
“我说过了、你听清楚没有？”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想到他是个半文盲，便把嘴巴闭上了。在专政机构对这样的干部 讲高尔基，等于是对牛弹琴。
劳改队中有一批这种类型的干部，他们因为没有文化，本能地仇视文化；加上“文革” 一来，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他们就更以没有文化为荣。像三畲庄的董维森和高元松那样深 知文化价值的干部，在劳改系统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也要管理人，还要管理知识分子。 好在他们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这虽然是一句古话，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体全景画面——社会上如此，在社 会最底层的劳改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罗锅”走了，同组因打架斗殴进来的成员希中信对我说，他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他劝 我来个“狸猫换太子”，省得以后找麻烦。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包上书皮，以应付形势 ——从那天之后，我每拿出一本书来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加以伪 装。这倒也真成全了我，连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这种红色的包装下，读起来也安然无恙 了。
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罗锅”队长的一点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怜的，因为他近乎于文 盲，加上驼背，起始连个对象也找不到；到了大饥饿年代，一个女盲流讨吃讨到了这个地 方，他算是有了个媳妇。由于这种畸形的婚姻并非女方自愿，婚后他成了受气包——所以一 些能钻空子的“二劳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怀淀或汉沽买什么东西，常常躲开“罗锅”队长 而去找他的媳妇请假——虽然她并非劳改干部，但她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因而对一切劳改成 员有着强烈的同情，便有求必应。几十年来我走过多少劳改驿站，只有在这里才有这种奇遇 和奇观。事情不大，但却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懂得了只有走过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 类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个女盲流，后来，我曾把她当作中篇小说《风泪眼》中的一个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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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夜宿“北砖窑”的停尸房
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公休，我请假去看我的妻子张沪。在我离开茶淀这几年中，张沪曾获 准过一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也曾顺便到团河去看过我们的劳改环境。她看了以后，曾愤愤 不平地对我说：“为什么单把我们女右派，扔在那块地方？”言外之意，她觉得我们的所在 地，比她们的生活条件强多了。她请假回家的时候，正是“文革”前夜，忽然有一天，派出 所民警把她找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找到派出所去询问，才知道是场里找她回去，理由不 详。
我从北京给她写过信，询及这一情况。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我想她们女号每一封信都 要检查，她可能苦于在信中无法说明。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昔日的上海地下党员，她不 仅没有摘掉帽子，连解除劳教这一关也没过，这已使人十分费解；此时又出了这么一个问 题，当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浇油。为此，我到“582”不久，就曾向队长请假去看望她，但 一直没获批准。是国庆节的恩典？还是翟队长一时高兴？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中缘由——反 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临行前，翟对我说的话使我终生难忘：“休假两天，明天你必 须返回中队。你要不遵守纪律，”文化大革命“的铁拳，对你们这一对儿反革命右派，是不 会手软的。”
我刚刚要走，他忽然对我说道：“你下午再走吧，上午先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简直无以对答，因为学“语录”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让我去看望她，已经是他的 恩典了。我怕万一说多了，他改口说不让我去了，只好听命。
好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让人快乐的事儿，在失意中生活惯了，“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 愁”，否则我该怎么办呢？跟“罗锅”队长争辩我已然摘了右帽，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那 不是自找没趣吗？说我和妻子有许多话要说，按着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应多给我一点时间， 他能听懂这些话吗？一个连高尔基是谁都不知道的人，你与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记得，那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蓝天上南飞的雁阵，排成人字形从我头上飞鸣而过。我 不时抬头遥望苍穹，感到那个“人”字的可亲。可是我是个人吗，虽然我有着人的躯体，人 的思维，人的感知；但是我早已经是倒着写的“人”了，不要说别的，仅以“罗锅”队长那 段训话，我就不属于万物之灵的人了。我不是人，我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空寂的田 野上，没有任何生灵能回答我。
张沪原来的改造地点，紧挨着总场的葡萄园，我不知道女队的新址北砖窑在什么地方。 直到我走到总场附近，才从一个“二劳改”的嘴里得知，它在农场的最东北角，那儿是东区 埋死人的地方。听他一说，又增加了我的怏怏不快之情，我已经走了近20里路了，目标还 在北方——那儿是乱坟岗子。好不容易走到终点，天色已近黄昏，女值班员向她们队部禀报 了我来探视，不一会儿走出来一个身材瘦瘦的男劳改干部。他领我走进一问铁丝网里的房 子，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是女队的指导员，姓杨。你是张沪的什么人？”
我答：“我是她的丈夫。”
“你叫什么名字？”
我自报了姓名。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阵子，大概确认了我不是冒充张沪丈夫的人，才让我坐在一条 木凳上。接着我的神经便一阵紧似一阵，这位干部告诉我，她在这里改造得不好，一股知识 分子的傲气，始终没有去掉。这儿是什么地方，是让反动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地方。是龙你 也得卷起来，是虎你也得趴下……
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因为前两次来——尽管那时我还没有解禁，她们的女队长从来没 有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态度严峻，对我说话时两只眼睛，闪烁出咄咄逼人的光芒。我拼命 镇静着自己狂跳的心，大着胆子问道：“指导员，她有什么具体的反改造的事情吗？”
“她跟女队中的一个反革命关系密切。至于更具体的东西，你无需知道。”
我问了等于白问。
他说了等于没说。
说这些话时，屋子里的电灯已然亮了起来。看见灯光，我的心反而安定下来，反正过一 会儿，张沪一到我什么情况都会弄清楚的。但是我想错了，那位杨指导员与我谈了谈要我对 张沪进行帮助之类的话，便对我毫不含糊他说道：“这次你们不能见面，她正在反省号里反 省。你么，天黑了，今天也就不用回你们‘582’了，明天一早你再走吧。”言罢，他竟自 走了。我追出去两步，见他正与女值班员交代着什么事情——然后，那女值班员走了过来， 把我带到一排碎砖头垒起的房子里，告诉我今夜就住在这里。
我看了看，那是一面土炕，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有几床被子摊开着。从色泽上看， 至少有几年没有拆洗过了。
“指导员说让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到女号食堂打晚饭。”
我说不必了，我可以赶回我们分场去。
她说：“那可不行，指导员让你住在这儿的。你走了，我担不起责任。”
我知道她也是一个“二劳改”，我当真拔起腿来就走，她就要去重新请示；再加上我也 确实感到累了，在这儿过一夜就过一夜吧，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要给我去打晚饭，我请她留步，并恳求她说：“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一下，这儿有 两包点心，是我们同组的人去汉沽时买来的，你能不能转给张沪？”
这位积极分子对我板起了脸：“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队长？你不是不知道这里的纪 律，一个反省号是不能接受家属任何东西的！”
我面红耳赤地站在她的面前，尴尬之后，我告诉她不要为我打晚饭了，带给张沪的东西 就够我吃的了。但是她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指导员的指示——给我端来一碗粥和两个窝窝 头。我浑浑噩噩地坐在炕沿上，如同木偶一般、呆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