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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 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 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 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 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 (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 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 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 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 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亲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 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亲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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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送“反革命”母亲还乡
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 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 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 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 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 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亲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 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亲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对此原 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肉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 朵,使母亲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 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 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 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 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 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 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 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 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 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 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 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 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 一栏。我的天!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竟然签署着“有选民权”四个耀眼的黑字。这是我最 为关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我们管界的民警,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 (在我平反回京之后,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 了)。我当真安心多了,至少母亲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如果她有个三长两 短,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个目不 识丁。但又比知识妇女还要坚韧的母亲。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 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 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 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 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 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接到来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亲不会写字,为她代 笔的是我老家的堂妹,并附寄来大队的证明,大意如下:我母亲是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返 回老家不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负担,村里决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北 京云云。我没有权利复信对此事表态,尽管我去派出所转我母亲的户口时,民警对我母亲的 问题有过暗示,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好将此信转寄给我家原来所在地的派出所。之 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我着实太愚蠢了,乱世中的派出所,怎么能下命令把我母亲接 回来呢?!
当时的心绪坏透了,在马圈看见的那一幕,始终像影子般地跟随着我。连夜里做梦,都 梦见我和母亲被那些红卫兵画成不同的鬼脸,用绳子绑在一起游街;然后,如同《三国演 义》中草船借箭场景中描写的那般,无数支飞箭向我和母亲的身上射来。我一边用身子挡住 母亲,一边高喊:“妈——你快跑——你快跑——”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 到我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间囚徒,并且分为四个地方生活,我们到底都犯下了什么 大罪?现在母亲又成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鬼——她将到哪儿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园给桃树剪枝时,董派人来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动乱之秋,又发生 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出于理智的考虑,我已经处理了可能引发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 我埋葬了我手里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于母亲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担心有造反派, 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会连累到朋友的——我把这些情义无价的信函,一起带到了桃 园。监舍不仅人多眼杂,随着“文革”的紧张气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同类与非同类的关 系,都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觉得不是地方。无奈之际,忽然记 起了《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觉得为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在一 天出工之际,我把它们揣在怀里,到了干活的地点,先用铁锹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在纷纷 的落叶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园方圆二百多亩,树与树之间又相互障 目,没有人会发现我的仿古行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国 妇女》杂志的那封退稿信,我边撕边反省自己对时代的纯真和无知。之后,我又撕绍棠写给 我的便笺,心中充满了感伤之情——我进了劳改队也就罢了,绍棠这个50年代的天之骄 子,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来,怎么也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了呢?!最后撕的是陈燕慈写给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