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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 “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 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 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 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 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 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 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 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 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
之后，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产点的领导，谈及了马车穿行闹市可能产生的危险，反正从 这天起，拉稀酒糟改换了毛驴车。由于冬天已至，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儿，十分清苦，赶 车的仍然是我。马车换驴车，大炮换乌枪，险象丛生的事儿少了，但因牲口毕竟不是万物之 灵，撞倒路旁骑车人，或者堵了汽车司机的道，被司机开口骂上几句“混蛋”之类，还屡屡 发生。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驴拉着满当档的一桶稀酒糟在归途上路过东 单。那天，不知国家领导人接待哪位重要外宾，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 我赶着这辆毛驴车穿过街市时，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视或掩鼻而过了，这是由于灌稀酒糟时， 滴落在铁桶外的黄黄颜色，就像一片黄黄的稀屎汤的模样，人们总是把我赶的车当成粪车。
“喂！粪车绕路走！”警察朝我喊着。
我懵懵怔怔地望着衣冠楚楚的警察，说道：“我这辆驴车天天走这条路！”
“少废话！”他一挥白手套，“走开！”
“往哪儿走？”他的傲慢架势，刺伤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识分子自尊心，“这儿只有这一 条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声音高出几倍。
北京站口到东单一段，看上去没有胡同可拐，但在南侧有一个小小的豁口，那个豁口直 通《北京日报》，我实在不愿意将这“粪车”赶进报社大院，因为我不愿意这副穷酸相，被 报社的人看见。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对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侧有个豁口；何况我这辆毛 驴车离东单的十字路口已经很近，他便一改刚才的成命说：“算了！别磨蹭了！赶快把车轰 到路口，奔崇文门！这儿要过迎宾的车队！”
我狠命地给了毛驴一鞭杆，想让它走得快些。毛驴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蹿蹄，一 下子把肚带给拽断了，肚带一折，拉着稀酒糟小车打了天秤，两根车把像高射机关枪一样， 戳向了天空，毛驴从套具里钻了出来。
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气呼呼地训我：“你这是咋搞的？”
“肚带断了，怨得着我吗？”
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哎呀！哎呀！”急叫了几声，走上来想帮我套车。但 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 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 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 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 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 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 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 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 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 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 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 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 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 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 “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 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 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 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 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 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 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 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 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 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 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 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 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 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 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 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 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 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 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 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 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 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 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 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惟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 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 草丛生，但能当猪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