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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溜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 母亲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 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 再三，还是拐弯儿告诉母亲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 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 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 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 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 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 文化，但从父亲那儿趸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 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也不 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 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 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 因为我母亲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留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 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 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 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 儿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 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 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挤 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加上我母亲，9口人两间房子和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 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 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到了一场我婶母 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16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 凉：“你滚— ”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 “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
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 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时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
听见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面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他得了脑血栓，不仅成 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而成了哑巴。但他神智并没有因血栓而变得糊涂，他拉起我的手不 断揉搓，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无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泪是为我们母子而流，因为我父亲过早地 过世，才演绎出这样的悲剧。
滚烫的粥撤在我母亲的衣襟上，我母亲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礅，突然说了声：“我走——我走——”
我挣脱开爷爷的手掌，跪到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泪眼巴已地望着母亲。 我知道母亲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决定决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儿呢？去 北平的舅舅家？这不大可能，因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径。舅舅身为税务科长，属于贪官污吏 之类，赏姐姐一口饭吃虽不成问题，但是母亲一直轻蔑舅舅行为的浪荡不羁：他出入于舞 厅，浪迹于花街柳巷。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一副潇洒的公子哥儿气派。他先后娶过五房 妻室，最后一个妻子是当时北平花腔女高音马怡庭。本来马怡庭痴情于钢琴圣手老志成，可 是我舅舅硬是凭借着风月情场上的技能，把马怡庭从老志成身边挖了过来，成为轰动北平的 桃色新闻，各小报纷纷刊载（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期间，我 曾就此事问及过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钢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双枯 干的眼神里，却闪出了泪光）。我母亲不理解更不谅解我舅舅的浪子行为，因而绝不会去我 舅舅家讨食的，她最后的决定令我吃惊：“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当时虽然年幼无知，但随着家境变迁，对“地主”一词也不是一无感知，我深怕母亲 还乡会受到歧视，但16岁的我又无计可施。教书的叔叔，也出来劝阻嫂子说：“他婶脾气 不好，嫂子你别在意，就在这儿凑合着过吧！让你走了，我对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亲执意不从，果敢地孑然一身还乡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早晨，我送母亲去长途汽 车站。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我为母亲提着一个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轮 史上，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虽然不沉，可是它是我从母亲手中夺过来，提在我 手上的。
母亲无泪。
我流着泪。
母亲用手抚去我头上的雪花，并为我抹去脸上的泪：“你该像你爸爸那样，好好用 功。”
此时母亲的话字字千金。我应声着：“妈的话我记住了。”
“还有……要依靠自己。”母亲叮咛我说，“不要想依赖任何别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该误你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把妈接出来，您要保重身子。”
母亲走了——走在严寒落雪的冬季。在这个冬天，我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我仿佛第一 次感悟到了责任。我不仅仅是一个母乳的吸吮者，还应当给母亲以乳汁；我不该仅仅是一个 爱的容器，还应该有爱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这一天视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 岁的我提前进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鸟，我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乌 儿了。
80年代，一些文学评论家由文及人地对我进行评说时，常常只提到了20年劳改生活， 对我进行过炼狱般地锤炼；而我少年时代即心揣磐石，却一直罕为人知。这一段少年生活中 的感伤，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20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 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时期文 学开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说、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劳改 生活中精神的一种延伸。十几年来，我惜时如命，婉拒过多少游山玩水的邀请；一个老北 京，至今我尚未去过天坛，我属相酉为鸡，实则内核是一头牛，只知在稿纸上耕耘播种，但 我这头牛是一头带犄角的牛，面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会，以及无耻钻营、溜须拍马之 类，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个文坛权势人物于家中铁门之外，则是我的性格表现之 一。而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遗传之功，而是社会以及我那苦命母亲对我影响之结果…… 农民是善良的。特别是我故园那方水土，绝少刁民、无赖，多为勤劳百姓。河北玉田县之县 名来源，曾有一个美丽传说：晋时有阳伯庸者，在终南山种石成玉，故为玉田。我母亲返回 故里的代官屯亦为山村，与终南山脉系相连，故尔人性温厚憨实。母亲回乡之后，不仅没有 受到地主家庭之株连，反而因祸得福。据母亲回忆，当时的村干部见她独自返乡，立刻给她 房子和土地不说，考虑到她是寡妇，又是两只小脚，就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