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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我，并没 有死去，编辑部转来大约有十多封读者来信。同时该刊主编赵自和唐铁海，给我写来问候的 信件，他俩表示了对我死而后生的祝贺（可惜当时自己并没着重这些来信，没有加以保留； 不然选摘两封在此文中，当会别有韵味）。
这时，《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然在怀胎之中。借着山西省作协让我和谢俊杰到西安电影 制片厂写煤矿电影剧本之际，我构思已久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脱稿了。这部中篇约有6万 字，因其涉及了毛泽东是人还是神的问题，关心我的谢俊杰读过之后，苦口婆心地劝告我， 无论如何不要拿出去发表。因为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要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风险极大的。但是，我几 经思想斗争，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还是在告别西安时的火车站邮局， 将其掷进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点是上海《收获》编辑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收获》 的复信，他们将在1979年二月号，以头题的位置发表此作。同时，我开始了另一部中篇小 说的写作，那就是后来在1979年之春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 个弹孔》。当时刘心武与张仲锷在《十月）任编辑，他俩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当时身在 临汾；他俩便给我留下一封约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给了《十月》。
当然，今天回眸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为之面红耳赤——但在当时，它们却是驱赶阴霾 的惊雷之作。《收获》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西影拍来加急电报， 让我马上赴西安将《弹孔》改编为电影。这是在冷暖交替时节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承 受了解禁之后的最大压力——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我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 多亏了此时“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剧，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记得，当时《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了二 十多篇文章（后又发表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说，才算把我从压力 中解脱了出来。
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之所以有勇气写劳改营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赋予之 外，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市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 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著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 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 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 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其实这部影片，我在少年时期曾经看过， 并没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应；但是历经了20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 震撼。我一直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电影散场，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 像痴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导演艾水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说：“老从，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过类似 于故事的恋情？”
我摇摇头——在青年时代，我确实没有与故事相似的经历。
“那你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电影是剧作家编出来的。你不也是来编剧的吗！”
我仍然呜咽而哭，不能抑制。
艾水有点着急了：“快开饭了，我去给你打饭吧！”
我摇摇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饭了。尽管如此，艾水还是为我把午饭弄来了。他见我还沉 溺于悲情之中，便骂我是个情种。真是亏待了艾水的心，我当天没有吃午饭，他百无良策之 后，只好回家去了。
当时，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是止不住泪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对自 己那天的失态，有了一点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对人间真情的 突然袭击，一时之间难以承受——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它像一声惊雷一般震醒了我的灵肉， 我是在那次泪水洗面之后，还原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犹如雷击朽木，使我这棵枯木，在 那一瞬间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临汾时，理性与感性的再生。也许就是它支撑着我，勇敢地走向倾吐真 情的文学之路的——这就是我死而后生的全部，而无其他。到了1979年初，北京终于来人 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该年元月6日的午夜，临汾文联的所有同志，在白天给我饯行，晚 上又亲情难舍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劳改纪念品，送上了火车。文联中年纪最小的王鹰，还特意 为我买了许多干红的枣儿，送到了车厢中来。我的眼圈湿了，对郑老及送行者说：“我一定 回来看望大家。你们是给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难忘（于1983年，我偕北京作协的斤 澜、友梅、绍棠、心武曾重访临汾，以答谢对我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历经了22年告别京城文坛的生活之后，我踏上了重回京城文苑的列车。
车轮滚滚向前，我身后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劳改驿站。它们的名字是：塞外的营门铁 矿，海河之滨的茶淀农场，北京近郊的团河农场，山西的曲沃砖厂，晋普山煤矿，大辛庄农 场和伍姓湖农场——临汾是把我从鬼还原成人的中转驿站。多少凄楚的往事，无数的苦涩酸 凉，如烟似梦地一起涌进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要用理性把它从头到尾反刍一 次。这么多年的生活，将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的悲怆的乐章。
鲁迅先生说过大意如是的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们看。我想我并非偏爱 悲剧，而是20年的苦难生活，使我与轻歌漫舞绝了缘分——这倒也好，良药苦口，苦书警 世。这是中国自古至今，传流下来的两句极富有哲理内涵的名言。
感谢生活。假如没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我的生活将会是一生平平。那不仅少了人生 的曲线，更无法体察中国土地所独有的色泽。当然，我为此而交出的学费是昂贵的——那就 是我从24岁到44岁的青春年华。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不交出这笔学费，我就是个后半生 开顺风船的角色，会有什么作品问世呢？那些被称之为大师级的作家们，在解放后这几十年 的漫长岁月里，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学遗产呢？我想，他们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一定为他们虚掷了时间和才情而遗憾。有鉴于此，我对于自己在社会最底层，上了20年的 人生课，无怨无悔！
1998年4月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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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寻梦
在80年代初，唐人先生曾写出多卷体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小说主要描写蒋家王 朝的兴衰过程，最后以南京的王朝日落——国民党的分崩离析而收笔。1979年我重返文坛 之后，心中始终难忘发生在金陵的另一个灰色的梦：它与蒋家王朝的覆灭无关，完全是在新 中国历史中发生的。
“文革”时期的1970年冬日的一天，从劳改队遣返回南京的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年 剧作家杜高挎着菜篮儿上街去买菜，在街头看见了一张处决反革命的告示。不看不知道，一 看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被处决的4个人都是与其在同一条劳改队大炕上睡过觉的知识分 子——他们的姓名是：孙本桥、姚祖彝、王同竹、陆鲁山。
时至1979年，杜高平反后回到北京。在他任戏剧出版社社长期间，一度与我主持的作 家出版社为邻；加上我们又是同炕的难友关系，自然经常谈起昔日的一些往事。当他与我谈 起那个冬日上午的事情时，仍然不无惊异之色。他亲眼目睹处决这几个昔日同窗的囚车从他 面前隆隆驶过；其情其景，给我和他心里都留下一个十分凄惶的梦。当然，这个梦的破译， 不仅仅是我俩的心愿——而是被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所关注。
据友人们回忆，孙本桥原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人极为聪明。曾与他一起在清河制呢 厂实习的教师张永贤告诉我：孙酷爱学习，在工厂实习时每月发16元工资，他花去6元多 钱购买了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实习之余苦读。目前，在四川社科院任数学研究所 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