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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 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 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 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 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 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 编辑— 《走向混沌》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的《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 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段，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 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嘉，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 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 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 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 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 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 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 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 钟后，沸腾起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烙！”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这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 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使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 “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 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其实，批斗徐钟师时，已至反右后期。但在当时，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具有 象征意义的是，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声讨刘宾雁的右 派罪行— 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 为开端（当然他的死 还有其他原因）；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6月，礼堂就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 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父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批斗席 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时，突然 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猛然登上四楼 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 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 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 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 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能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 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道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问世后，戚学毅之侄曾从浙江写信给我，对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 年之举表示敬意。同时，他言及其叔之死，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内涵， 是对五七年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抗议。）
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学创作上充满自卑。文联开会，多坐在角角上；单位组织去 香山旅游，我永远坐汽车的最后排。我觉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气，因而常常是沉默 寡言。我喜欢音乐，但不会跳舞。然而1957年的强台风，硬是使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并在 这个舞池中旋转起来。
维熙： 你何日归京？ 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 月，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 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 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 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 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 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 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 一瓢冷水：“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 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 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 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 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 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