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舻�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江南机器制造局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的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
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也是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服务，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造局记》1867年至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开齿机、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家者亦不在少数。
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有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军港停泊战舰，旅顺军港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李鸿章聘用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训练海军的主要职务。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4年间用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船14艘，扩充北洋海军。其中“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吨位均达7300多吨，威力居亚洲第一。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编成北洋舰队，12月17日成军，共有船舰25艘，官兵4000多人。除定远、镇远（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来远、洛远、超勇、扬威七艘巡洋舰，其余为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教练船、运输船等，舰船总吨位五万多吨，排名当时世界第四。
可见，李鸿章办洋务，规模不谓不大，气势不谓不盛，然而这一切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竟然变成了过眼云烟，这当然是李鸿章的失败，但是却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失败。李鸿章搞企业，有人弹劾；倡导商务，有人弹劾；修铁路、建电报，还是有人弹劾。政坛上，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整天什么事不干，专盯着干事的人找茬，还自命为“清流”。费正清先生称他们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真是形象而绝妙的讽刺。
看看这帮战略家心中的小九九吧。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甲午战前，翁同龢（著名的清流领袖）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革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再看看历史上最奇特的用马来拉的铁路吧。早在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之时，其总办唐枢就提出“开煤必须修筑铁路”的主张，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即奏请清廷予以批准。但当时守旧势力相当强大，反对修筑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李鸿章的奏章呈上之后，朝中顽固派大臣群起反对，甚至对李鸿章进行人身攻击，无论如何也不让清廷批准。但随着采煤业的发展，煤炭外运越来越成为最大的难题。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授意开平矿务局，暂不要惊动清廷，由矿务局出钱，先修建从唐山至胥各庄一段铁路。一年之后，李鸿章才又具专折向清廷婉转奏请此事，并得到了允准。至1881年，这条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然而，由于清廷在谕旨中明文规定，不准在铁路上使用蒸汽机，以免大声呼叫。于是便出现了运输工人用驴、马拉着煤车在铁道上滑行的可笑之举。
在多年以后，李鸿章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的调整，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非常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赎买”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改革的对象进行“妖魔化”处理，从而剥夺他们的利益，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时间，却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势不两立，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彻底。清政府当时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对官制和政体进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