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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场的得意带来考场的胜利
虽然科考上“屡战屡败”，但是张謇没有灰心，该怎么学还怎么学，仍然博览群书，增长见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增加父母的负担了，就边工作边考举。可见，张謇在前半生始终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为此，他全力以赴，历尽艰难考秀才，直至于不惑之年高中状元。
张謇旧照考场失意，职场得意，工作找得还不错。经人介绍，他到淮军大佬吴长庆府中当秘书，1881年，袁世凯也投奔吴长庆，吴长庆嫌袁世凯文化低，就让张謇辅导他读书，并让袁对张执弟子之礼。袁世凯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张謇通过与其交谈，发现此人头脑清醒，办事精明，于是与朱铭盘商议，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才得以出头。可以说，张謇还算得上袁世凯的恩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军奔赴汉城。在朝期间，张謇写了不少鹰派文章，对外持强硬政策，很快就受到了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张謇和翁同龢虽出生时间不同、门第不同、政治地位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的祖籍均是江苏常熟，放大一些都是江苏人，同乡往往有其独特的亲和力，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张謇的才学渐渐为世人所知后，便受到已经身居高位的翁同龢这位同乡的格外关注。
自张謇从朝鲜回国起，“清流”领袖就有了扶他上位的意思，在四次的礼部会试中都暗中识别他的卷子，但是几次误将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应礼部会试不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赴会试，考官误将无锡孙叔和卷当做张謇卷，孙中而张落，潘祖荫为此气愤不已，拒不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可见“清流”是多么着急地要提拔他。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张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由此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一般都是批个“同意，请酌情处理”完事。除非准状元名字太不吉利，叫“王国钧”（亡国君）或“傅明”（反清复明），呵呵，那可能就是杀头还是充军的问题了。可见，中进士，靠考生的本事就行，因为卷子是密封的，但要中状元，那可不仅是本事了，还得凭运气。有句特宿命的话：“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说得过了，但也不是没道理。这彰显着一种人生态度。
至此，张謇算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他此时的角色，已经是万人瞩目的新科状元。那时代的状元可不同于现在的高考状元，不用靠巡回报告挣点小钱，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紫禁城里，捏着银子，抑扬顿挫地讲着话。
（三）状元决定下海啦——他玩得转吗？
张謇必须跟着清流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的一切是清流给的。但他又不像张之洞，出身官宦世家，洞悉官场奥妙，懂得“不可得罪巨室”。他这个普通平民家历尽磨难的孩子，只知道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中国太弱小，他想改变这一切，但是他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一支笔。所以，甲午之战他跟着翁同龢一道坚决主战，写奏折弹劾李鸿章。可最终，惨淡的结局使他备受打击，对政治感到失望。
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告假回家。可当他赶到家中，老父亲已经去世。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觉得自己空有状元之名，实在是做不了什么实事，决定不回单位上班了。直至七十岁修订《年谱》时还说：“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可见“孝子”之名不假，或者说，张謇更注重普通人之情感。这种人是很难在官场上位的。
而翁同龢得知张謇不想回来上班后很着急，多次来信规劝。张謇则表示了自己想实业救国的打算。翁同龢没办法接受这一切，频频来信，指出经商办厂在西方还有前途，在他们那里，商人可以当国会议员，可以参政议政；而在中国，经商却一向被鄙视，既辛苦又没前途。希望他回到政府单位，踏踏实实地做公务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张謇不听，力图走“实业救国”之路。“状元办厂”，史无前例，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惊世骇俗，不可思议。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下海”了。冲出京城虚誉的包围，他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幸亏，他没有听官迷老师的话，否则我们可就少了一位实业巨人了。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中状元），先后二十六年。在官只有一百二十天。张謇说：“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这不一定全是真话。张謇通过层层叠叠的考试，最终蟾宫折桂成为状元，说不想当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甲午马关之辱，卷入宫廷党争，屡履险境；朝廷腐败无能，抱负难以施展，使他满腔宦海奢望顿时冷却，报国之志，治国之策，统统埋藏心底。同时西方文明的冲击，经营乡里和办纱厂的实践，已使他找到了补偿由仕途失意而带来的价值失落的方式。
然而创办实业，何其艰难！张謇实业救国的探索与实践是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的。
大生纱厂的办公大厅内，悬挂着四幅画，名字很古怪，却大有深意。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
《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郭勋字茂芝。他们都是大生纱厂的大股东，曾承诺出四十万两，但迟迟不兑现。后来工厂改制，潘、郭又承诺出二十万两，没几天，就改了主意，只答应给八万两。拖到最后仍一分不掏，还带头拆台，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
《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大名鼎鼎的商父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25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旁皇”“忧心如捣”。
《水草藏毒》讽刺的是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一方面故意以资助张謇的名义动用“宾兴公款”，即秀才举人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贴；另一方面又暗中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再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
《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之辈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
总之，这些人全是久经沙场的老狐狸，并且很坏。
张謇怎么办？他阴差阳错中状元，又一介书生下商海，路在哪里？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个书本知识天下第一的状元，能够与狼共舞吗？能够在商界长袖善舞吗？
（四）一代儒商高速成长的神话
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人才，而其领导人，甚至要具备天才的素质，张謇恰恰就是这样的天才。做点生意并不难，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张謇把生意做得很大，了不起；他又搞起了股份制以及一系列开拓性的制度，第二个了不起！张謇的经营管理思想绝对是值得研究的，也越来越为商界所关注。当人们对照清末状元张謇主张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时，发现张謇其实就是一个大儒商。近几年，涌现出不少所谓的“儒商”，大多是自封或媒体的关系报道。这明显是牵强了，不少企业家可以说是商，但是不是儒呢？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张謇就是这样的儒商。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张謇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凝聚着儒家传统文化和商品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他是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