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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这一切都是做给朝廷看的，实际上，辜鸿鸣丝毫不能影响盛宣怀他们和外国领事的谈判，谈判正在按计划进行着。
另外，英国领事准备派一些兵进入长江流域，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可以应允，但张之洞坚决反对，最后《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这是张之洞精明之所在，让外国人派少量部队进入长江流域保护侨民，是没什么大不了，自己也省事，但是政治上影响太大，张之洞可不想自己背上这个黑锅。
张之洞，他永远都是那么聪明，永远不会身陷绝境。这个人做官有个诀窍：“为政以不得罪于巨室为要。”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干事要以王侯们高不高兴为底线。
平时得洞悉风波，懂得望风远避。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天。车拉得好好的，但轧了王爷的麦子，那就赶紧改道，再提点水果去道歉。王爷要是说，嗨，大清没你小张还不转了。那就赶紧回家琢磨深刻含义吧。千万要弄懂这点意见是暗藏杀机还是闲扯淡。因为，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
这点政治洞察力，是权衡政治家能不能干下去的重要标准。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能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拿庚子之变说事吧，当时，老张能化险为夷，终于有惊无险，而且变不利为有利，就靠这个看家宝了。下文细细说来——
一个大院子，黑压压地坐满了举人，阳光在头顶明媚着，为了让康有为的话传遍院子的每个角落，梁启超等弟子维持着秩序。
康有为清了清喉咙，登台开讲道：“要变法啊，再不抓紧搞，大清就玩完啦！”演讲的是慷慨激扬，听众们也是慷慨激扬。总之，都特别愤怒。
很快，公车上书的事儿传开了，全国都知道康有为要变法了，被皇帝召见了。一时间声名雀起，恐不在当今的超女之下。康党们，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兴起了。
张之洞作为职业政治家，当然关心这一切。搞政治的人，必须在历史重要时刻，衡量各种得失利益，做出关键的抉择。多少政客，在变局之时，没有站准队伍，而成为刀下之鬼。张之洞的政治头脑和官场生存能力，他的圆滑，他的老练，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摆在张之洞面前的局势尚不明朗，一方面，他深深地明白大清必须变法，的确需要引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且这次变法还得到年轻皇帝的大力支持；但一方面则不那么乐观了，端坐在颐和园的老太后，阴沉着脸，也在注视着这一切，她才是最高决策者。她的暧昧态度使这场政治赌博更加悬乎了。
在这两派力量的比较中，张之洞一时还真难判断哪种力量最终可以胜出，他此时的态度必须是一万个小心。
而两派势力都看好他。变法期间，张之洞被推崇为能挽回天下大局之“朝廷柱石”，康有为对他自然含情脉脉。而老太后对他是有知遇之恩，是可以抱着膝盖老泪纵横的交情。
《劝学篇》张之洞干脆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着一边看，两边都先处着再说。于是，他加入“强学会”，还大把大把地给钱。梁启超来湖广拜望他，他开着大门，放着礼炮，超标准地接待。另一方面，却暗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包括自己的门人杨旭，保持与康有为的接触，明为帮忙，暗为监督，注意他们的动向，以便于获取信息，作出决策。
等到了秋天，张之洞已经掌握了不少信息了。他渐渐觉察出康有为的幼稚了，判断他成不了气候，同时也感觉到了颐和园的杀气。于是，他当机立断，做出了最终的抉择——抛开康党，彻底划清界限。首先，他撤回了对强学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停办了报纸。紧接着，又把早写好的《强学篇》一文，改名为《劝学篇》，着重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
最终，在老太后的反攻倒算中，他化险为夷了，赢得了政治上的可持续地位，还捎带着成了个理论家。张之洞号称晚清政坛的变色龙，的确名不虚传。
单就此事而言，张之洞显得比袁世凯要高明一点。袁世凯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留足后路，结果被维新派强拉入伙，只好临阵倒戈，虽然最终也安然脱身，但不免落得个骂名，不若张之洞脱得潇洒。看来，官场真是一个布满明枪暗箭、危机四伏的险地，讲究实力，注重实战，只会学术、纸上谈兵是绝对不行的。张之洞虽系一介儒生，却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和炙手可热的军机重臣，被晚清政府视为同军阀出身的袁世凯一样的左膀右臂，足以证明其官场治术确有独到之处。
（三）不仅要做得好，更要唱得好
前两节，我所八卦的老张，已经很牛啦，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最多是个刘坤一。
呵呵，幸亏他还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会说。
诸位可曾知道，说话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具备的能力。但说得怎么样，那就学问大了。
老张在这方面是绝对的专家。可以说，晚清的面子，相当一部分是从他嘴里赚出来的。他是什么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的官宦家庭，父亲是知府，对其管教很严。张之洞还有个堂兄，叫张之万，兄弟俩都是很有料的人。这显然就是家学了。小时侯是名师当家教，想要什么教辅书，再贵也买得起，蜡烛放开了点。这样的出身，见识自然不凡。
老张很喜欢说话，并且说话很啰唆，以至于厉行节约的光绪告诫他，发电报要简短，一个字要二两银子。这几乎是羞辱了。难道，名满天下的老张探花的字字珠玑，还抵不上二两银子？但是，他发明的那八个字完全称得上“价值连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
对待西学，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非常动听，但是就连一条狗，也知道只吃骨头（取其精华），不吃垃圾（弃其糟粕），难道我们连条狗都不如吗？
事情很明显，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算是一种理想，一种态度，决不能成为行为的方法，以张之洞之聪明，难道不知道吗？简直是笑话。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伦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
张之洞为什么抛出这么一套理论呢？这证明了他对当时政局的清醒认识和他的高智商，当时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搞着，但是朝中态度很微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是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奕？和李鸿章表示反对，慈禧态度暧昧。此时走错一步，后果将不可预料，而他张之洞一向是标榜改革的，他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名誉会长，还答应每月支持强学会三千两银子的经费，变法中坚杨锐和杨深秀是他的学生，和梁启超也多有来往。
他这么做主要是做两手准备。如果变法成功，自己也算个功臣，但是当他看到强学会的第一期报纸竟以孔子为纪年而没有用光绪纪年时，便知苗头不好，于是登报自去会长头衔，并借口经费紧张，不予兑现每月三千两的援助。更绝的是他还闭门修炼，弄了个《劝学篇》。文人毕竟是文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你康梁不是要尊“孔圣”吗？那不就是“中学为体”了，至于“西学为用”嘛，老佛爷也不反对啊，洋务运动不是搞了二三十年了吗？这一招果然是八面玲珑，新旧两派看了都喜欢。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张之洞搞出的这个超美观的理论，不仅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大清王朝的面子。大清的改革啊，变法啊，说白了，都是逼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