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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之约修改了7项，挽回了部分权益。而张之洞也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赏识。后来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也很快得到应允。1882年1月，张之洞外放为山西巡抚，在职3年。
张之洞的“清流”应该是当得很成功了，但是张之洞甚至等不及在京城过完春节就赶到山西上任，可见其志不在做“清流”闲人，而是要像他的老师胡林翼那样有一番作为。张之洞之高明在于他成功地利用“清流”铺平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张之洞从到山西任后，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大办洋务，也并不令人吃惊了。所谓的左派右派，都是做给人看的，他自己要做什么，心里清楚得很，不搞洋务，他能成为一代名臣吗？他能比得过李鸿章吗？他能留名千古吗？
因此，他抵达太原走马上任后，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做个好官，要么就当个两袖清风的清流党，永远不要参与实务；要不就为百姓办实事，但就永远不要得罪权贵。要想二者得兼，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清流党，得罪了权贵，那么你办任何事情都寸步难行，甚至自身难保。而对于清流与实务，张之洞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他在得到慈禧的赏识、受到重用后，发誓要用实际行动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付诸实践，为天下老百姓办实事，即打算干一番大事业。他从革除陋规、整顿吏治入手，兴利除弊，设清源局清理山西30余年悬案、积案；劾革、褒奖部分州县官，又为清政府荐举了数十名人才。他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创办令德书院，兴学育才，筹办山西练军和山西铁矿等，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张之洞得到已故老师胡林翼的遗训，认识到中国的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必须操办洋务，清流党的保守与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于是，张之洞又渐渐成为洋务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而另一位老兄则没有转变。这人叫张佩纶，当时的著名清流，在当代的知名度就远不如孙女张爱玲了。他一辈子崇尚空谈，因没有实际办事能力，在马尾之战中一败涂地，毁了半世英名。
当时中法战争打得激烈，张佩纶犯了“清流症”，站出来放言高论，说仗应该怎么怎么打，等等，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觉得他好像很懂的样子，就干脆任命他去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这番战败逃跑，挨了不少骂，就是清流同党们也以他为耻。
但对于老太后，清流党也不是一无是处。玩平衡嘛，总得什么干部都来一点。一方面可以让他们起到御史的作用，整顿官场风气；另一面，可以当制约一些权臣的棋子，让他们去抓权臣们的小辫子，整材料，必要时抛出来震撼一下，提醒一下。李鸿章就被这样提醒过。当时，可能因为手里兵强马壮，鸿章的尾巴就有些翘了。于是，老太后就把他叫到跟前，给他看看清流党人最新给罗列的罪状，李便如捣蒜般地磕头表示忠心，请求恕罪，于是慈禧就很“大度”地一次次地宽恕他，他的尾巴再也不敢翘起来了。这样，由于慈禧的有意利用，清流党才能在众大臣的怨恨中继续存在。
张之洞从清流党脱离，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是有积极历史意义的。不是历史改变了他，而是他改变了历史。毛泽东对他有个公道的评价，说：“讲工业，不能忘记了张之洞。”并说他当兵时使的枪就是“汉阳造”。张之洞创建的汉阳兵工厂在中国为第一家。
（二）圆滑着，并且老练
张之洞非常非常会做官。
在中国历史上，会不会做官与会不会做事是两码事。做事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职场效益。比如商鞅，多有成就的改革家啊，最后却丢了官，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张之洞就非常会做官，不仅会做，简直是有天分。晚清有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但是清流往往因此四面树敌，最后下场多为不佳：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罢官下岗；南清流领袖翁同龢，罢官下岗。而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原来他这头“青牛”可不像别的“青牛”只会些口活，他是既能说又会做，典型的能给众官锦上添花的人物。这种人，能不官运亨通吗？
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众怒，乡民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就是那个误打误撞，在慈禧当年进宫选秀女时送了银子的吴棠，当时任四川总督，此人属于那种命好挡都挡不住的类型），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
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审问。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他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
当时清流党人好发议论，好与人为难，结果往往连自身都保不住，轻则下岗，重则坐牢杀头。张之洞不同，他深知要想别人以后按自己的规则办事，现在就必须先按别人的规则办事。因此他不仅努力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以德服人，以理动人，富有建设性，而不是用大帽子压人。他如果有座右铭的话，应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种孤注一掷，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的事，他是永远都不会干的。
他是一个明白人，不会感情用事，他永远都非常理智。慈禧太后被假照会所激怒，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因而她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和荣禄一样洞察秋毫，知道中国绝非列强对手，慈禧最终还是得向洋人求和，与其奉命参战，冒着生命危险去趟这混水，不如与外国人和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到时候议和，自己这样也算是给了老佛爷转圜的余地，又是大功一件。但是他不会单干，他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其中又有两个细节更是显现了张之洞的手段，一是他派到上海参加谈判的代表是辜鸿鸣。此人是个典型的皇权主义者，极力拥护慈禧太后的领导。他让辜鸿鸣在上海参与谈判时高谈阔论，大讲特讲帝国主义者的不是和慈禧太后的伟大。我们可爱的辜先生还作了一首诗：“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干得好啊！伟大的太后，义和团青年们……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这一切都是做给朝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