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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他肯定是远离左翼，但是，与其说他保守，倒不如说他独树一帜。在这些人一边，勒内·普列文来自布列塔尼的共和主义传统。勒内·卡森是左翼人物的典型。莫里斯·德韦让担任过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是一个众议员，属于一个非常接近社会党的议会党团，他立即被指定为自由法兰西的政治事务负责人。乔治·博里斯曾经担任过莱翁·勃鲁姆的办公室主任。莫里斯·舒曼因战前是最坚决的反法西斯的记者之一而著名。海军上将米泽里埃被人们错误地誉为“红色水兵”，但不管怎样，他遭到了海军内部最传统主义的和最保守的人们的憎恨。朱尔·哈坎是工会主义者，亨利·奥克则是社会主义观点。雅克·苏斯泰尔担任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同盟的总书记。帕蒂将军被戴高乐任命为他的私人参谋长，后来帕蒂将作为参议员，加盟共产党议会党团。
必须下结论说，在戴高乐的周围，在他的四周，在他的战友、特别是在他赋予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任务的人中间，有一些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毋庸置疑都处于左翼的人物。对此，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伦敦的反戴高乐派的敌视态度——这几乎是萦回他们脑际的问题——是正确的。人们应当从中得出结论，在这个反戴高乐派中，最有影响和态度最积极的人物不是从经验中，而是本能地从那些强烈的偏见中得到启示，而这种偏见在这些人身上则求助于某种政治传统、某种心理动力。戴高乐是一位将军，一个根据法律和惯用法、不得不“搞政治”的军人，不管怎样，他没有任何表达抵抗敌人和维希政府的基本政治选择的身份。他有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的姓氏。这足于在这个反戴高乐派里，使戴高乐成为一个可疑的人，并把他放在那些惯于不赞成共和国的圈子里。再说，如果人们听说戴高乐将军从表面上看是贵族出身，但肯定是天主教家庭出身并修行天主教，那是足于对他作出判断。一切有助于认识戴高乐的，一切显示其心态、选择、1940年承诺之起源和智力倾向的，都遭到了排挤、无视或掩饰。
据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伦敦反戴高乐派的行径。而今，在英国人们对戴高乐表现的严格的独立性和不妥协的打算而感到生气时，更有甚者，在美国的政策发挥其全部威力、设法将戴高乐排除或排挤出去时，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反戴高乐派拥有某种影响。在这个反戴高乐派里，象《自由法兰西》月刊――该刊社长是安德烈·拉巴而特――总编辑雷蒙·阿隆这样的最温和派都以其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削弱戴高乐。由于坚决的选择，或者由于形势所迫，国内外的戴高乐抵抗运动都认为戴高乐是其象征和领袖。当雷蒙·阿隆重复说，归根结底维希政府符合宪法、是合法的法国政府和在国内具有最强大的基础时，或者当他暗示戴高乐开创的事业与拿破仑的事业一脉相承时，那就是削弱戴高乐。
戴高乐在等待着暴风雨——他知道，很快就要应对这场暴风雨了——到来，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作息时间。继在西摩·格罗夫寓所和圣斯蒂芬大厦居住之后，戴高乐于1940年7月22日安顿在卡尔顿公园大街。人们看到，戴高乐把这个住处变成了自由法兰西总部，直至法兰西解放时为止。此时，戴高乐的家眷业已同他会合。6月18日，伊冯娜。戴高乐在驻布雷斯特的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上了一艘英国货轮。戴高乐是这样评述他夫人的这次出国之行的。“港口里不再有许多船只了。有两条船即将起航，一条是英国船，另一条是波兰船。但后来波兰船却沉没了。”西摩·格罗夫寓所不能适合戴高乐全家的需要，因为除了他的三个儿女以外，还有一位一直照料安娜的女伴玛格丽特·波泰尔。虽然菲利普立即要去上海军士官生学校，但人们起先是租用鲁宾斯饭店，然后伊冯娜·戴高乐在伦敦的近郊佩特·伍德租了一栋别墅。于是，戴高乐可以从办公室回到家，不是乘地铁，便是坐小车。然而，英国战役开始了，炸弹和空战的声音超过了安娜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必须搬家。人们在伯明翰和利物浦之间，在更为安宁的德施罗普希尔郡，在埃尔斯米尔找到了一个乡间小别墅。这个别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伊丽莎白寄宿读书的西翁夫人修道院所在的施鲁斯伯里很近。小别墅名叫加德拉·马尔，人们在别墅里享受到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使安娜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起来。可是，这里离伦敦有四小时的火车路程。实际上，戴高乐每月不能多次回家。因此，他在德梅菲尔街区的康诺特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人们可以想象得到，戴高乐很难不被人发现。但是，恰恰戴高乐对英国人的照顾——人们准备在他周围安排他所能保持的个人生活和自由——深受感动。就是在这时，戴高乐感受到一种对英国人民——他在英国人民历史的非常时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永远不能否定的同情。“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情景，”戴高乐写道，“看到每个英国人的言行举止，彷佛拯救国家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行似的”。然而，命运、英国人民自己的功绩和丘吉尔的决心，都赋予英国人民以单独进行斗争和抵抗，并显示其勇气、决心和镇静的优先权。而其他的一切则是法兰西的命运。戴高乐必须掌握这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