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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高乐来说，米尔斯克比尔事件是一个悲剧性挑战。他是在7月3日晚获悉这个消息的。据当时戴高乐的对话者所述，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正如戴高乐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立即明白了，这对招募自由法国人的工作犹如“当头一棒”，尤其是使得海军的招募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即使象刚刚归顺戴高乐的海军上将米泽里埃后来所说的那样，认为戴高乐为此而“神情沮丧”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也可以象他的第二和第三办公室主任帕西上尉所说的那样肯定，他对英国人的粗暴和匆促行动以及他们那种可以理解的、但危险的犬儒主义是“怒不可遏”。但事实上，在这种对戴高乐来说可憎的时势下，他仍然保持着冷静，不偏离他业已选择的路线。无疑，斯皮尔斯的话——他说在两天后拜访过戴高乐，当时非常害怕看见他绝望，或者甘心于放弃一切——话，至少有大部分是真的。（30）相反地，斯皮尔斯马上注意到，戴高乐具有“惊人的客观性”，因为戴高乐承认英国战时内阁可以判断此次轰炸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据斯皮尔斯所述，戴高乐断言，此次行动对“自由法兰西”是那样灾难深重，以致他想“退居到加拿大，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使斯皮尔斯说的情况是实话实说，戴高乐也说的是一时的气话。不管怎样，斯皮尔斯对戴高乐的反应是那样印象深刻，以致他立即向丘吉尔报告说，戴高乐在这场考验中表现了一种有“光辉的尊严”。7月8日，戴高乐在断然作出其选择——先过几天，好让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不会完全受到那场刚刚发生的悲剧的冲击——之后，发表了讲话。戴高乐此次发表的讲话，是迄今他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远是如此。尽管几十年过去，但人们还可以认为，这是戴高乐一生中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不管怎样，必须承认，这是他最大胆和最勇敢的讲话之一，因为戴高乐要以其战略和政治选择的全部严格性，来克服那种由米尔斯克比尔悲剧必然激起的热情，而不保持沉默。
“在获悉法国舰队的战舰被我们的盟国击沉时，不感到痛苦和愤怒”戴高乐在讲话中说，“那样做就不是一个法国人。这种痛苦，这种愤怒，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任何理由来结束这种情绪……这种可憎的悲剧（……）不是（……）光荣的战斗。
从最终应当具有重要意义的唯一观点来看，换言之，从胜利和解放的观点来说（……），波尔多政府早已同意将法国的战舰拱手交给敌人来摆布……从原则和必要性来说，敌人有朝一日将会利用这些战舰来攻击英国，或者攻击我们自己的帝国。那好吧，我直言不讳地说，最好是让它们遭到摧毁。
我如实地看待这次悲剧，愿意说这是不幸的和可憎的（……），那些无愧于法国人名字的国民不能不知道，英国的失败会永远使他们处于亡国奴的地位。古老的法英两国人民，伟大的法英两国人民仍然是彼此相连的。他们不是在一道死亡，就是在一起胜利。”
也许岁月的流逝使人难于设想，当年戴高乐为了发表这些讲话和极其严格地维护其抵抗斗争选择，要下多大的坚强决心。戴高乐不发牢骚，但他同意迎击愤怒和狂怒的暴风雨，直面许多法国人的、被伤害的同情心，那些断定英国行动或者无益、或者可耻的人的、合法的严厉态度。然而，戴高乐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始终表明，没有任何事件能使他偏离原定的目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同德国进行斗争，直到获胜时为止。
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一切都表明，就象一个爱国者能够理解他人的爱国主义那样，丘吉尔理解这个考验对戴高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从戴高乐的言行表现中汲取了一切结论。后来，甚至在次数不少的、想到与戴高乐分手或者取而代之的时候，丘吉尔也永远不会忘记，戴高乐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发生后懂得说什么和做什么。于是，在丘吉尔和戴高乐两人之间，开始了一个个人关系紧密和相互信任的特殊阶段。（31）德库塞尔把它形容为“蜜月”阶段。克洛德·布西纳－塞勒耶于7月23日，进“自由法兰西”领袖的军事办公室工作，他谈到这是一个“思想上完全光辉一致、相互赞赏和智力上无比尊敬”的阶段。事实上，戴高乐和丘吉尔一周会见多次，在一起共进午餐，就世界形势交换分析，讨论美国参战的机遇问题——在丘吉尔看来，美国参战是肯定的和即将发生的，极其可能的，但在戴高乐看来，美国参战倒是更加遥远的。作为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了坚决的干预，使侨居英国的法国人所进行的、反戴高乐的宣传运动压低了声音。他让英国BBC广播电台每天向戴高乐提供数小时的广播时间，使戴高乐可以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广播时间并加以使用。丘吉尔直接违背大多数英国军事首脑的感情，要求他们鼓励法国人参加“自由法兰西”，并且不赞成人们为了英国情报机构或团队的利益而竭力解雇这些法国人——在这一点上，丘吉尔的命令远未得到执行。
1940年8月7日，法英协议终于在这样的气氛中签订了。法方的谈判者是巴黎法学院教授勒内。卡森，这位一战的老战士和残废军人担任法国老战士组织联合会主席，同时担任国际联盟的法律顾问。6月30日，戴高乐一接见卡森，就马上委托他起草那个应当明确“自由法兰西”及其领袖和士兵的地位的协议。卡森在回忆录《白手起家的人们》一书里，证实了戴高乐给他下达的命令：“我们是法兰西”，问题在于要使人们承认这点。因此，在今后几周里，卡森的任务是要找到其表达方式，使其英国对话者承认，自由法兰西人——根据卡森的表达方式——“不是一个军团，而是重建法国军队和旨在保持法兰西统一的联盟者”。法英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卡森的要求。其中，丘吉尔主要是同意，自由法兰西的部队“在尽可能最大的范围内”，“在有关人事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纪律、语言、晋升和调动等方面”保持“一支法国力量的特点”。丘吉尔重申其指示，命令“那些可能被招募的新兵参加各自的本国力量”。这个指令主要是适用于那些或多或少被英国军队暗中招募去的法国人。戴高乐事先接受了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但他却被人们承认为“法国力量的最高司令”——对此，人们想到了未来的良知悲剧，也许想到了维希政府向英国开战的假设，同时预见到英国不用对“举枪打法国”承担责任。那些被扣押在英国港口的法国船只数量太多，以致自由法兰西一家是不能使它们重新投入使用的，但它们最终仍将是法国的资产。英国政府拨款向自由法兰西的运转和发展提供经费，这种拨款只是一些在法国解放后应全部偿还的预支款。最后，戴高乐将能建立一个民事权力。对此，明确地考虑到，这个权力将包括那些“为组织力量所必须具有的”部门。根据一种扩大的解释，这样做将能够分阶段地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权。（32）
伴随着法英协议的是交换信函，其主要目的是要阐明协议里没有包括进去、但自由法兰西希望列入协议的那些内容。实际上，卡森提议的协议文本规定，英国承诺恢复“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象其在宣战时业已存在的那样”。英国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