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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海军优势会使德军的任务难于完成，动用德国空军来为德军经过利比亚提供方便则是不够的。德军不得不取道西班牙，才有最大的成功机会。但届时，德国必须施加很大的压力，来获得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或支持。法国人可以在德国人到达西属摩洛哥之前，在那里采取行动。美国——西班牙人需要的食品，大多是由美国供应的——会使用所有的影响和压力手段，来使佛朗哥放弃借路给德军的做法。因此，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西班牙向希特勒这个在欧洲大陆几乎权势无比强大的人物的压力作出让步，是不容置疑的。
于是就会提出两种主要的假设。德国可以决定深入到地中海地区的战场。它会动员所有的影响和行动手段，来使佛朗哥赞同德国的战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将其军队主力先后派到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德国必须从中投入其大部分装甲部队和空军。德国多半有能力在战争第一阶段占上风。但是，由于在非洲大陆开展军事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预防反攻危险的义务，德国会走向达喀尔和西南非洲，走向埃及和东非。简言之，如果德国在地中海和非洲大陆不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不能制止英国的抵抗斗争，不能使美国放弃无限地增加其对盟国的援助，不能主要排除在东欧国家边界不断加强苏联军队的、可怕的危险，以及那种会否定其以往一切胜利的、未来战争的威胁，那它就要赋予一次大量的、持久的、不定期的、走向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大陆的战争行动以绝对优先的地位。但是，希特勒能够这样去做他实际上所做的事：不赋予地中海地区舞台以优先地位，甚至不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地中海地区。1940年夏秋两季的决定性月份的大事记表明，即使在法国投降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开展行动，以便首先考虑在英国登陆，然后马上将其兵力、努力和计划引向东线战争。因此，戴高乐希望作出的、使法兰西及其帝国和舰队坚持战争的决定，多半会导致在1940年，在地中海地区开创一种新的战略局面，一种只是在1943年、当盟国最终削弱在突尼斯的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时才会显现出来的战略局面。对此，戴高乐的6月18日的选择也是有道理的。
此外，戴高乐总是用明确的言语表示认为，6月18日的选择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不能光用荣誉感、尊重诺言、关注法兰西的自由和尊严来解释这种选择，即使它们足以解释这种选择也罢。对此，没有任何谈话比戴高乐在许多年之后，同最勇敢的国内抵抗斗争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更有意义的了。（61）“我们转入了对回忆录问题的讨论，”布尔代叙述道。“当时，我指出——我自以为说了一件既准确、又讨好的事情——由于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象我们一样选择了正确的阵营，同时他知道自己当时很少有机会加入胜利者阵营。使我吃惊的是，戴高乐听了几乎发怒了。戴高乐觉得，我的猜想是荒谬的，因为他在投奔伦敦时就‘知道’盟国将获得战争胜利。当然，我是一句话也不相信的——除了象戴高乐这样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问题上弄错的人，在作出其选择的时刻，被迫在一瞬间实实在在地制造一种盟国胜利的理论。让盟军胜利理论来证实以后的事件是正确的，我想，这与其说是一种预见天赋，倒不如说是一种机遇。”
布尔代曾经担任《法兰西－观察家》周刊的社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长期和努力地为他工作。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当布尔代在回忆录里发表上述证词时，我向他提醒说，戴高乐为了证明其选择正确而提及的、使它变得合理的政治和战略理由，没有任何无理由或者随意的地方。在致法国人的号召书中，戴高乐不仅仅用那种必定是综合的语言，来表达其基本思想。他还更加明确和更加准确地向许多交谈者阐述了这些号召书。英国的抵抗能力、以及日益强大的空军威力和舰队的绝对优势，都不是神话。大英帝国的潜力不是想象。美国工业对英国抵抗斗争所作的大量贡献是公认的，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战争因素，即使美国迟早要直接介入这场战争。对于了解希特勒的思想和著作、或者读过他的《我的奋斗》的人来说，人们不会怀疑，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向东欧国家扩张，以及将来同苏联进行的肉搏战——只是这种肉搏战的日期和时势依然是不可预见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对比，一切都表明，将来有朝一日——即使这一天还很遥远——盟国集中起来的资源将远远超过德国为了取得最初的胜利而拥有的资源。布尔代对戴高乐表现了莫大的尊敬和无限的怀疑，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友谊，不管怎样都关注我对他说的话，然而，他不同意我的话——我没有料到，他竟然没有一点生气。然而，理所当然是，在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运动的战友所作的选择中，布尔代为他所谓的“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让路，则是没有错的。
因为戴高乐所作的6月18日选择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正如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凡的举动那样。因为人们不能将戴高乐的选择局限在他对战争的可能发展所作的、因而对20世纪下半叶的进程所作的判断。6月18日选择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首先，这是一个决裂，一切都预示这个决裂是最终的决裂：是同国家的决裂，否则他就会呆在波尔多，然后去维希；是同军队的决裂，而戴高乐曾经把军队当作自己的抱负、职业、生涯和生活范围。戴高乐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从此，他将是一个造反者，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反叛者。不管戴高乐的选择怎样合理，他只能热情地实现这个选择。因此，下述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戴高乐本人追述过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原因——即使人们不能否认这些原因是有力的也罢——之外，后来人们对6月18日选择的深刻根源，对戴高乐实现这种选择的方式都孜孜不疲地提出了疑问。
最经常受到援引的戴高乐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把戴高乐6月18日选择看作是他的人生历程——它充满着那些标记其不可更改的、独特性的行动——中的最后一站。1912年，当戴高乐在作为“主张火力第一、进攻第二的著名理论家”贝当靡下服役时，他在文稿中写道，“唯独运动和进攻能在战争中作出在智力上（。。。。。。。）同（其）统帅完全决裂的决定”。1917年，虽然戴高乐是一个年轻的上尉，但他在因戈尔斯塔特要塞的讲演中，批评了“最高统帅部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1924年，戴高乐就读于高等军事学院，毫不犹疑地批评官方的军事理论。1927年，戴高乐重返高等军事学院，对这种使其断然摆脱惯有的对军事学说因循守旧的“性格作了赞扬”。1928年，戴高乐接受贝当的召唤，编写了一本关于这位法国普通一兵的历史著作，但他想要“创作”，也要成为作者，同参谋部的一切习惯用法实行决裂。1934年，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明确地建议对军队使用的组织结构和学说实行彻底的变革，公开反对法国的主要军事统帅，并寻求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支持。1938年，戴高乐发表了《法兰西和它的军队》，同当时还自以为法兰西军队之父的贝当实行决裂。1940年1月，戴高乐撰写的关于引导战争问题的备忘录，是对一切指挥员的指控，是对军队最高层提出的挑战。1940年5月24日，戴高乐还是一名上校，但他已经指挥了第四装甲师，他建议进行一次“实现中部军队同北方军队会师”的演习，反对魏刚推迟演习的做法。1940年6月16日，戴高乐业已晋升为将军和出任国防副国务秘书，但他“不向国防部长请示”，命令将从美国购买的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改变航程，驶往英国。。。。。。让·拉库迪尔认为，“人们想象不到（有比戴高乐）更加完美的反叛者生涯，它使人预见到一个更加光芒四射的起义者”。总之，戴高乐6月18日选择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
但是，让。拉库迪尔也引证戴高乐同马尔罗的一次谈话。戴高乐让马尔罗阅读他《战争回忆录》的前几章的手稿。马尔罗读后提醒戴高乐说，“这篇美好的文章没有叙述那些曾使他在6月17日心潮起伏的辩论”。马尔罗还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