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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伐尔依靠波尔多市长阿德里安·马尔克的物质帮助进行活动，积极开展旨在要求停战的宣传运动，并同贝当及其亲信进行接触，以致达到暗中筹建政府的地步。赖伐尔希望即将组建新的政府。雷诺的权威遭到了动摇，特别是在他的亲信中间陷于孤立。据维尔吕姆证词所述，6月15日晚，他同雷诺及其助手德沃和德博尔特夫人共进晚餐。德博尔特夫人为要求停战和组建一个以贝当为总理、雷诺为副总理的新政府而热情辩护，以致她说道，她“已经说服贝当，使元帅相信改组政府的必要性”。雷诺坚持其反对停战的立场。德博尔特夫人毫不犹豫地指责雷诺懦弱，还提高了声调。于是，雷诺朝她的头上泼了两杯水……（35）
6月16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凌晨1时20分，英国政府收到了驻法国大使坎贝尔的电报，来电转告了法国政府的问题：尽管法英两国签订过3月28日协议，英国是否同意、并在何种条件下同意（法国）单独停战？伦敦起草了两份复电。（36）中午12时35分发到波尔多的第一封电报提醒说，3月28日协议涉及“法兰西的荣誉”，但英国政府拟在“法国舰队立即驶向英国海港、等待谈判开始”的正式条件下，同意法国政府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但不管结果怎样，英国继续进行抗战。伦敦的第二封电报于当天下午4时到达波尔多，它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想要就一切停战条款提出咨询意见，并提出下述要求：除法国舰队进入英国海港之外，还要让法国空军飞往北非或英国，以及将在法国的波兰、捷克和比利时军队运往海外。但不到半小时后，英国政府又通知说，它撤回这两封电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建议。
16日上午，戴高乐从科尔潘和莫内那里了解了这些事。
“这是一项关于法国和英国结盟的新建议，”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伦敦政府将要郑重地向波尔多政府递交此项建议。英法两国决定合并两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使用两国的资源和共同计算两国的损失。简言之，在两国各自的命运之间建立全面的联系。”
法英联盟计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让·莫内。但莫内向戴高乐肯定说，联盟计划是他同英国外交部常务秘书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一道起草的，因此，在转交波尔多政府之前，计划有被英国内阁接受的运气。实际上，莫内从6月13日开始其起草工作，当时起草了一篇题为《英法联盟》的五页文件。6月14日，丘吉尔的秘书德斯蒙德·莫顿向莫内解释道，为了试图说服丘吉尔首相，首先必须联合一名英国内阁成员。因此，莫内找了霍勒斯·威尔逊，然后由威尔逊出面把情况告诉丘吉尔，丘吉尔同意在6月15日内阁会议上讨论英法联盟问题。范西塔特奉命给莫内起草的文件定稿。但是，内阁会议在15日这天尚未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37）
于是，6月16日，英国内阁必须首先同意向波尔多发去对法国停战要求提出英国条件的两封电报。戴高乐在科尔潘大使和莫内的陪同下，在卡尔顿俱乐部同丘吉尔共进午餐。戴高乐讲述道，他向丘吉尔这位进行解释，如果英国首相作出任何让步、任何奉承、甚至任何理解和忍让的信号，那就会怂恿那些投降支持者，使那些主战派解除武装。据戴高乐所述，由于他的坚持，当时丘吉尔决定命令坎贝尔大使撤回那两封业已发到波尔多的电报。不管怎样，戴高乐同丘吉尔最终讨论了法英两国的联盟计划。戴高乐亲自作了解释，说他如何赞赏联盟计划，以及为何决定予以支持。
“我马上觉得，”戴高乐写道，“（联盟计划）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排除迅速落实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假设共同合并——即使从原则上合并——英法两国，以及两国的机构、利益、帝国（……）是可取的，人们也不能根据交换照会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在英国政府致我国政府的建议中，会表现出一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的声援。特别是我象科尔潘大使和莫内一样认为，保尔·雷诺先生陷入其最后的危机之中，联盟计划能够给他提供一种安慰的表示，提供一种在其部长面前坚韧不拔的论据。因此，我将同意在丘吉尔先生身边效力，以便使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采纳这个计划。”
上述几行文字是戴高乐在事件结束后很久，为《战争回忆录》而写的。但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戴高乐对一个不大符合其历史观的版本所作的反应。很久以来，戴高乐就相信，国情是不可更改的，民族是历史的主要演员，至少在现代是这样，所以，他关注的只是其中那些专制的和人为的东西。戴高乐预感到，法国的政权即将垮台，但他仍然向科尔潘和莫内前来商谈的这个奇特的试图提供成功的运气。归根结底，对戴高乐来说，在16日这天，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雷诺下台和不让停战派取而代之，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戴高乐决心参加密谋活动，他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午餐中，发现丘吉尔与自己一样，对法英联盟计划的人为的和过度的特点持保留态度。于是，戴高乐说服丘吉尔，使丘吉尔相信，联盟计划在雷诺和投降派之间的讨论中，是一件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事实上，在共进午餐之后，丘吉尔能够使英国内阁和戴高乐赞同法英联盟计划。戴高乐陪同丘吉尔到唐宁街首相府，在那里坐下来，先是打电话报告雷诺说，他预计英国政府有一次重要通报，然后把计划的文本口授给雷诺。
事隔多年开看，人们只能对下述的差别感到印象深刻：当年伦敦和波尔多两地在感觉和心态上的差异是非同寻常的，而英国政府的活动——对此，丘吉尔不无保留地支持，戴高乐由于时局的原因而加以支持，但他首先是受到莫内的启示——则显示了这种差别。诚然，战前，在法英联盟最快乐的时期里，两国曾就更加紧密的联合问题上举行过几次智力辩论。（38）例如，由路易·若克斯在巴黎领导的“外交政策中心”和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进行过这种讨论。外交官艾蒂安·戴纳里、外交史教授乔治·塞尔、作家让·德庞热、未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法国最出色的盎格鲁－萨克逊问题专家和选举社会学创始人安德烈·西戈弗雷德、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等都参加过这些辩论。《时代》和《著作》杂志就此作过报道。但在1940年6月中旬，讨论不再停留在这种地步。德国的入侵迫使法国人思量，他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继续进行抗战，因为英国只有十个轻型师在法国它的贡献与法国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无疑，法英联盟计划的起草人想要宣告，如果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那它们就会保证进行同样的努力，分担重任与牺牲，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两国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由莫内设计的显然是人为的法律和外交建设，是否足于使法国人相信和感受到联盟计划呢？莫内是个机灵鬼，但他远离那些当时使处在不可名状的考验之中的法国人感到窒息的感情。莫内同其他起草人一道，认为自己收集的这些最大胆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的公民资格，共同的防务、外交政策和经济组织，共同地分配负担和亏损，共同地领导一切军队的战时内阁，使两国议会合并等——符合法国人的期望。莫内只是使抽象的建设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悲剧之间存在的、不同寻常的差距变得明显起来。
许多历史学家对波尔多政府几乎立即摒弃这个大胆而慷慨的法英联盟计划感到惊讶，有时还感到愤愤不平。不过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坚决支持继续抗战的部长并未完全把它看成是支持他们的一个论据。事实上，在人人都感到奄奄一息的生活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印象是，伦敦提出的联盟计划与现实无关。当法国遭到入侵，而英国尚未遭到入侵——人们可以希望英国不受入侵——时，两国分担重任和损失意味着什么呢？当法军遭到消灭和英军完整无缺时，又怎样能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领导其共同集体中，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和同样的重任呢？那些想要法国用它的舰队、帝国和军队残部来继续斗争的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法国现有的力量与迄今尚未被入侵时的大英帝国的力量不是同样的规模。
反正，对英法两国联盟计划的欢迎，也显示波尔多政权失去尊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