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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上讲，我后来得以做到的事，也许系于此事。”
果然，四天后，人们验证了此事。但这也是未来即将证实的事。当1940年夏天的这种失败浪潮一度把整个法国政界人物淹没时，对戴高乐来说，不管他手头拮据和比较默默无闻，当一个“完人”的事实就是一张拥有其他好处的王牌，芒代尔有理由预见和预言这点。
戴高乐图尔到波尔多的一路上，从成群结队的难民和步伐不齐的部队的可怕情景中，可以衡量出普遍恐慌和整个斗志瓦解的风险。因此，一到波尔多，戴高乐就马上来到雷诺身边，向他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这种在《战争回忆录》里援引过的警告用语，太符合他的思想状态、他的性格以及当时的要求，以致不是不真实的。
“三天来，”戴高乐对雷诺说，“我估量着我们用什么样的速度滑向投降。我已经向您提供了绵薄之力，但目的是为了进行抗战。我拒不屈从于停战。如果您继续呆在这里，那您就会被失败的浪潮淹没。必须尽快动身去阿尔及尔。不知道你是否下定了这个决心？”
就在这一天，这一刻，雷诺才判定戴高乐有理，以致他以告别的方式对戴高乐说：“您将同我在阿尔及尔重逢。”因为眼下，雷诺要求戴高乐到英国去出差，争取英国的帮助，将尽量多的法国部队运到北非去。
说实话，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定。面对贝当和魏刚这两个拼命要争取法国实行政治和军事投降的人，面对他们俩对某些部长施加的虽然有限、但变得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雷诺周围的大多数亲信支持停战、对他施加促使士气下落的日常影响，戴高乐是雷诺身边主张进行最无情、最坚决和最不妥协的殊死斗争的支持者。戴高乐在前些日子里，在雷诺身边工作，这种存在对于主战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停战派抗衡来说，已经显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戴高乐的存在是否也是必不可少的呢？谁也永远不知道，但很明显，在最坏的时刻里缺少了戴高乐的存在。相反地，6月16日戴高乐在伦敦的逗留使他变成了丘吉尔的优先的对话者。丘吉尔在《回忆录》里叙述道，他是在盟军最高委员会图尔会议上看见戴高乐“岿然不动和镇静自若”，才猜测到戴高乐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的，就象他顺便在戴高乐耳边低声说过的那样。因为丘吉尔无疑对戴高乐的表现和人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与他从其他法国领导人身上观察到的慌乱、优柔寡断和恐慌心理形成了对比。但是，丘吉尔是更加肯定地在6月16日的谈话中，估量出这个迄今毕竟只见过三次的戴高乐的。此前，除了戴高乐享有坦克专家的名声和在法国政府中只占有卑微的地位之外，丘吉尔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因此，戴高乐准备好奔赴伦敦。他在巴黎的最后举动和最后会见则奇特地预示着事件的发展。戴高乐在其下榻的“光辉饭店”餐厅里，瞥见了由保健大夫和副官陪同着的贝当。戴高乐上前向贝当致意。戴高乐写道：“贝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永远。”然后，戴高乐应雷诺要求，打电话给达尔朗，说雷诺要在波尔多召见他，并从达尔朗的回答中明白，他已把雷诺政府看作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届时他将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道路。然后，戴高乐取道布雷斯特，在那里找到了海军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德·拉博尔德，同他商谈了有关部队从布列塔尼港口上船的问题。然而，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贝当和魏刚甘心失败的激烈批评，因而激起了拉博尔德的激烈敌视的反应。后来，拉博尔德下令凿沉土伦舰队，而不是试图让土伦舰队驶入大海。最后，戴高乐在半路上，在潘蓬停了下来，向他的母亲道一声诀别，然后在妻子伊冯娜和儿女避难的加康特停了下来，叫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得到通知，就马上赶赴英国。
戴高乐是在6月16日拂晓抵达伦敦的。他在伦敦作出了首批决定，其中一项是命令将大量美国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船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戴高乐预见到，如果法国实行投降，那就会失去这批美国军火；或者是，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它们留在英国，否则将它们运抵北非。不过，16日早晨，当戴高乐在海德公园旅馆的房间里梳洗时，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和法英购买战争物资委员会主席让·莫内前来看望戴高乐，告诉他会谈定于当天举行，并且通报他，丘吉尔和雷诺第二天将在贡卡尔诺举行会晤，研究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科尔潘和莫内同时向戴高乐指出，法国政府刚刚通过公函，询问英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其许下的、单独缔结和约的诺言，就象雷诺6月13日在盟军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口头询问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显而易见，这是抵抗斗争即将崩溃的信号。事实上，一切都是在波尔多突然变得恶化起来的。6月15日上午，为了消除一切模棱两可，英国驻法国大使坎贝尔对雷诺总理重申，丘吉尔绝对不接受对3月28日法英两国协议的否定，该协议关系到法兰西的荣誉问题。（32）坎贝尔大使觉得，当时雷诺就象他历来表示的那样，是支持继续斗争的，但也并非无意地指出，罗斯福对他发出的援助呼吁书作出答复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雷诺接见了达尔朗，同他交谈了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从他那里遇到了许多保留和异议。当日下午，雷诺激烈地反对魏刚。考虑到他周围的人就法国人所处的困境和军队被要求作出的牺牲——也许无益的牺牲——等问题所作的各种议论，雷诺想到了提出下述建议：要么只在军事上实行由负责的统帅签署的投降，象列奥波尔德三世为比利时军队所作的那样；要么实行单方面停火，象荷兰皇后维莱米娜所要求的那样。魏刚想要把雷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投降，正如军事法明确地、正式地谴责的那样。（33）实际上，魏刚想要继续留在法国本土，在本土保存实力，以便在本土继续存在一个国家并确保社会秩序。归根结底，魏刚的要求就是军事投降加政治投降，并用政治投降掩盖军事投降。雷诺非常了解魏刚，但是，因为雷诺处在军事领域，并建议实行停火——不管是正式签约停火，还是单方面决定停火——所以他不仅激起了魏刚的事先可预见的反应，即使这种反应没有道理也罢。雷诺违背了他的选择的逻辑。上船关于部队坐船去北非的计划要求人们推迟敌人的挺进，甚至不惜牺牲那些为了在海外继续抗战而战斗到底的人的生命。雷诺违背了这种抗战逻辑，削弱了自己。
还是在6月15日下午。人们看到，雷诺参加了下午4时10分开始、晚上7时55分结束的内阁会议。首先，肖当副总理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项主动行动，使雷诺深受影响。肖当建议向德国提出其停战条件是什么的问题。肖当说，他深信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为了法国的舆论，为了所有希望停战的人们，必须证明其不可接受。对此，雷诺严加拒绝。鉴于从表面上看，大多数部长倾向于支持肖当，雷诺建议自己辞职，但立即遭到了勒布伦总统的拒绝。于是，雷诺不是要求散会和准备改组政府，而是再一次使用计谋。针对肖当提出的关于询问德国停战条件的建议，雷诺用另一种活动，即他已在6月13日主动提出的和进行的活动，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解除其不单独签订停战协议的承诺，以及英国在何种条件下会表示同意。雷诺后来解释说，他相信，假如他不建议这样做，那他就会被肖当或贝当取代，在此情况下，停战就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就象英国大使坎贝尔在当天上午向雷诺证实的那样，英国将会向法国政府证实其拒绝态度，除了在北非继续抗战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堪与荣誉相容的选择。由此而来的是向伦敦发电报的事了，科尔潘和莫内已同戴高乐谈到了这封电报。
然而，在波尔多，政治气氛和士气的恶化不可挽回地了。罗斯福的复电——人们看到了电报内容，但只是在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发到伦敦——已经不再使任何人产生兴趣。幕后的撞击，特别是在雷诺和魏刚两人之间的撞击正在增多。在那些与政府同时撤到波尔多的议员当中，赖伐尔依靠波尔多市长阿德里安·马尔克的物质帮助进行活动，积极开展旨在要求停战的宣传运动，并同贝当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