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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至少可以认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其身边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最终是选择了法国着手进行（即使很晚进行也罢）军事体系改革——哪怕在敌人的打击下进行临时改革也罢。其目的至少是为了那些还有可能进行的战役，准备继续打仗，必要时在海外进行抗战。相反地，雷诺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是任命维尔吕姆中校为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雷诺把维尔吕维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主要顾问，因为任何认识维尔吕维的人都不能假设，这位空军中校只是承担行政任务。维尔吕姆有偏爱，有决心，有观点，因此，承认他不向任何人、特别是不向雷诺掩饰自己的偏爱、决心和观点，只是表现公正而已。因此，雷诺是在知道原委情况下，选择了维尔吕姆的。人们不会下结论说，雷诺赞同维尔吕姆的观点，坚决听从他的意见，谋求妥协的和平。但雷诺想要把他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则是第二次。人们看到，当雷诺上次向维尔吕姆建议担任其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时，他曾经表示过拒绝，此次他同意襄助雷诺，当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从1940年5月18日起，下述这些人的帮派得到了加强。他们在雷诺身边工作，并被雷诺选中，首先想到的是要制止战争，或者至少是绝对不考虑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人们已经看到，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雷诺的亲信的份量。但是，是雷诺建立了这个亲信帮派，他完全不去关注那种在其组阁时应当考虑的政治平衡。
在戴高乐即将成为政府成员的时刻，看来任何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成为定局。然而，也许一切都已经受到损害。雷诺所作的人事安排使戴高乐感到害怕。戴高乐没有搞错，他也不愿意向雷诺这个自己六年来寄予厚望的人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3日，即在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的前三天，戴高乐给雷诺写过一封信。这无疑是他致雷诺信函中的最重要的一封，因此必须全文援引如下：
“总理先生：
我们已经濒于深渊，而您担负着法兰西的重任。我请求您考虑以下问题：
1、我们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敌人运用我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统帅部拒绝运用我的观念。
2、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教训之后，您——唯独您曾经关注过我——您已被视为主人，其部分原因是您曾经关注过我和人们知道这点。
3、然而，一旦您成为主人，就马上把我们抛弃给从前的人。我既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功绩。但我敢说，如果让这些从前的人做事的话，那他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4、从前的人惧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言之有理，我拥有强迫他们做事的活力。因此，他们今天就象昨天一样——也许是出于善良之心——来全力以赴，阻止我到达那个能使我同您一道工作的岗位。
5、举国上下都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更新我们，他们将会满怀着希望，欢迎新人、新统帅的上台。
6、摆脱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要成为卡尔诺，否则，我们就要灭亡。卡尔诺造就了奥什、马尔索和莫罗。
7、来到您的身边，是来不负责任的吗？当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不！我想要同您一道工作，但通过我自己来工作。否则，那是徒劳无益的，我宁可去指挥部队！
8、如果您放弃任命我为副国务秘书，那您就至少任命我为司令——不仅是您的四个装甲师之一的司令，而且是集结所有这些装甲师的装甲兵团的司令。请让我在经历了20天的战火经验之后不谦虚地说，我是唯一能指挥这个装甲兵团——它将是我们的最大的资源——的人。因为我创造了它，所以我想要指挥它。”
也许法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位临时担任准将的年轻人向政府总理写过类似的信函。但不应当对此抱怨。因为显而易见，国家突然刚刚陷入其中的这场无比的悲剧，会允许那些演员摆脱常规。然而，这封信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建议。在此之前，戴高乐曾向雷诺提出过如此多的建议；此外，他在前一天夜里已向魏刚写过一个工作建议。戴高乐的6月3日信函，首先是一封控诉书。人们无法用别的方式来称呼这种粗暴的、对“从前的人”的否定。而雷诺刚刚把国家的最高的责任交付给这些人。戴高乐还提醒说，他们是那些阻碍法国军事体系改革、有可能使法国失去这场战争最后成功机会的人。这里是没有什么要搞错的。戴高乐指责雷诺——甚至指控雷诺——在知道原委的情况下任命这样的人，担任这样的职责。更有甚者，在谈到“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贝当和魏刚两人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戴高乐所置疑的首先是一个群体，他揭露的是一种气氛，这个群体，这个气氛，就是包围雷诺的群体和气氛。读了这封信，就应当相信，事实上，雷诺在6月1日的会晤中建议戴高乐担任副国务秘书，但同时让他瞥见这种任命会遇到障碍，以便恢复戴高乐装甲兵团司令的候选人资格。归根结底，这封信是对雷诺发出的最后的召唤：要么，戴高乐返回坦克部队，尽量多地和尽量长久地进行战斗，而不再对指导战争和军队产生影响；要么，戴高乐进入政府，这将是他必须进行的另一场战役。而这另一场战役，恰恰在三天后开始。
第四部分
第七章 入阁
1940年6月6日，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来到了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立即谒见了雷诺总理。雷诺业已收到戴高乐6月3日的来信，所以他显然要证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他列举了任命贝当为副总理的理由，最后还用议会所说的“留在（政府）里面比留在外面好”，来解释他对某些部长的选择。戴高乐则反驳说，恢复法国本土军事形势的运气很少；现在，“失败主义有可能将一切淹没”；“统帅部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再也不会复元了”。①他还向雷诺预言，贝当及其“推动者”必将施加其坏影响，因为他们将利用——他毫无难为情地提醒雷诺说——“笼罩在政府身上的、放弃（战斗）的气氛”。简言之，戴高乐对雷诺说：“必须作出决定，尽量长久地不放弃在欧洲大地上战斗，并且准备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
这就是未来岁月的赌注：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投降、即停战，还是继续进行抗战。对于未来的岁月，甚至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此。人们不能无视法国战役的命运，因为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德国将是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盟国继续斗争，那么，为了战胜德国，有朝一日就应在欧洲登陆。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盟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首脑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