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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切都注定夏尔·戴高乐也要接受当时法国北方地区为这种社会阶层的孩子们所提供的传统教育。夏尔的父母亲作为坚定的和修行的天主教徒，对世界的变化持开放态度，但作为同宗教机构关系密切的传统主义者，因而把夏尔送到教会学校上学。先是送到圣托马·达坎的天主教学校去读书，然后在1900年10月，到“圣母无玷始胎”学校的耶稣会修士那里去上学，而他父亲亨利即将担任该校学监。据夏尔的姐姐玛丽－阿涅埃斯的证词，夏尔是一个相当好动好闹的孩子，比长兄格扎维埃、弟弟雅克和皮埃尔更加好动。⑥家人的回忆录里肯定说，在那种人人都想象自己率领几支大军的游戏中，夏尔总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对此，人们后来作出过太多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夏尔一家在位于北方海滨、在海滨－布洛涅和加莱之间、靠近维姆勒的维米尔度假，后来在多尔多涅买了一所度假别墅，名叫“拉·利热里”。
与兄长格扎维埃不同，夏尔首先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有人建议他学习格扎维埃的榜样。他的法文成绩几乎总是很好，但其他科目的成绩却很不稳定。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已经进行写作，尤其是写诗，以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夏尔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学的欲望，从此这种欲望就永远没有离开过他。当时，夏尔写过许多诗，没有保存下来。但在14岁那年，他特别写了一部“小喜剧”，并且偷偷地寄给了文学作品比赛的评委会。他宁愿让个剧本付印，也不要接受25个法郎的奖金。这个剧本的名字是“一次倒霉的相逢”。据家人说，夏尔的母亲是在儿子的衣物中发现这些剧本的。1905年夏天，夏尔同他的表兄弟让·德·科尔比一起，向父母亲、兄弟姐妹们演出了这出小喜剧。⑦剧本讲了一个强盗抢劫旅客的故事。剧本在风格上受到埃德蒙·罗斯唐德的启示，一切都使人想到，当时，夏尔·戴高乐只是关注文学的时尚。恰恰罗斯唐是那年法国最时髦的作者。此后不久，夏尔在斯塔尼斯拉中学上学，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期间写了一首诗，并署名为“夏尔·德·吕加尔”。无疑，他希望发表此诗。此次，人们从这首诗中发现了弗朗西斯·雅姆对夏尔写作的影响。⑧
当我应当死去的时光，
我愿战死在沙场……
我愿战死在晚上。
因为白天消逝，给战死者留下更小的遗憾，
暮色为战死者做一件裹尸的衣裳……
随着黑夜的降临，宁静从天而降
当我的心灵和眼睛即将死去的时光
寂静安抚着星光……
夏尔还以“夏尔·德·吕加尔”署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军官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勾引了一位名叫扎莱娜的美拉尼西亚少女。后来，扎莱娜感到军官在同自己疏远，就想与他同归于尽，便试图用那里的花卉去毒死他。夏尔·德·吕加尔写道，“在我的床边，躺着赤裸的扎莱娜的尸体……至少扎莱娜之死尊重了她的特点和形式”。也许作者想要从皮埃尔·洛蒂那里，或者《菊花夫人》的伤心故事里得到启发……
然而，即使在戴高乐心里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欲望，他在这一年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作出了选择。1905年，戴高乐决定将来投笔从戎。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对让·拉库迪尔讲过：“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随和，有理智。是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⑨1906年7月学校发奖时，戴高乐获得了6个头等奖、一个二等奖和3个奖状。翌年，当法国将教会学校赶驱出境，父亲亨利送他到比利时的安托万圣心中学完成学业时，他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后来返回巴黎，在斯塔尼斯拉中学读书时，也还是好学生。他在那里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
理所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就在1905年戴高乐选择其前途，决定将来当军官的那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文章。他把这场战役的时间设想在1930年。他写道：“有三支德军越过了孚日地区……法国很快就完成了组织工作。戴高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马和518门大炮，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马和510门大炮……戴高乐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增援布瓦德弗尔将军，并在德国人实现会合——如果德军会合，那肯定对我们极为不利——之前消灭他们……”人们后面还读到：“戴高乐知道，他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梅茨城下。”看到夏尔这个15岁的男孩，身处被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结局掀起狂热的欧洲，就想象到25年后在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而他本人在这场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他自认为后来当上将军，那是毫无特殊之处的。。。。。。更为有趣的是，戴高乐把自己安排在“布瓦德弗尔将军”之上，尽管这是小事，但人们记得，当时布瓦德弗尔将军正是第三共和国最有名的法军参谋长之一。在这种想象中，幻想与雄心结合在一起，而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都知道其下文，所以必定利用这个小故事，其目的有时为了强调戴高乐的先见之明，有时则为了讽刺他的大言不惭……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夏尔·戴高乐选择其命运时，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模仿《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和《小鹰》的诗人。戴高乐变成了大人。1908年夏天，他在德国逗留期间写过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比上述这篇以1930年法德战争为主题想象的政治幻想小说更能说明问题得多。他读过德国报纸，看到报纸上“相当投入”地攻击法国，用威胁性的语言来谈论“德国延长其在摩洛哥的逗留”——恰恰在1909年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对此，戴高乐作了一个明智的——在他这种年纪，即17岁时，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明智的——的结论。
三年来，欧洲出现了某种变化，我在看到这种变化时，想到了大战前的那种危难局势。
对于戴高乐来说，早熟时刻来到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观察中，而且表现在他对问题的思考中，正如人们从他在1908至1909年度中，对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进行的、长达7页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与当时许多同代的和来自同一社会阶层的男孩在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中所做的相反，戴高乐不是使用任何指责的形容词，不是使用狂热的复仇愿望的基调，而是选择了对法兰克福条约产生的长期后果进行分析的做法。戴高乐写道：“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其结果除了今后会制造一种（德国）同法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理由之外，还会迫使（法兰西）帝国付出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牺牲。此外，15万新兵不会增加其德国主子的势力，相反地，倒是迫使他们在政治和财政上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
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
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会结束那种不公正的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