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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此后，盟军将会超过敌军，然后可以转入对德国的进攻。可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希特勒想要尽早利用那种对他有利的力量对比；再说，考虑到在西线放手进攻，他可以通过施加一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确保中欧国家和巴尔干人的安定，从他们那里获得德国需要的原料和食品供给。
此外，东南欧国家还想尽可能长久地维护其中立国家地位。虽然法国向中东地区迅速派遣了魏刚和来自北非的第86师，并增派了继续在原地的两个轻型师，但是，盟军兵力比较薄弱，在空军方面处于严重劣势，使它们在大规模的外围行动中毫无持续成功的机会。戴高乐在十五年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中暗示说，人们本来“可以叫意大利在法国入侵与停止其中立国家地位保证之间作出选择，使它脱离战争”。但当时法英领导人的考虑是要安排意大利的中立地位。简言之，盟国在此战争初期设想的作战计划毫无成功的机会，而最后，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作战计划摆脱唯一的、必定的前景：德国倾其全部军事手段，对法国阵线发动一场进攻。
戴高乐正确地进行判断，认为人们对德国的进攻并未做好准备。戴高乐之所以在1939年冬天表现出根本的悲观主义，并勉强对其朋友加以掩饰，它不仅是因为在这张战争地图上，法英两国失去其只能由苏联扮演的“背后的盟友”，而且是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停滞状态之中。在戴高乐看来，这是实行一种防御性军事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导致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的结果，这种状态导致使领导人放弃完全参战。
“我毫不惊讶地看到，”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仍然处在停滞状态之中……当敌人的兵力几乎全部用于维斯瓦河战役时，我们除了进行几次演习之外，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不向莱茵河畔进军。”
戴高乐本人也参加了这几次“演习”，他的上司、第五军军长布雷将军对他的求战心切很受感动。因此，戴高乐的一个坦克营就部署在比茨附近，马其诺防线的前方。好几位闲得没事并在附近小山上安营扎寨的将军观察了演习，但这种演习显然毫无意义。（24）
几天后，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军队停滞不前状态所带来的后果，也看不到法国学说变革带来的任何成果，所以就给保尔·雷诺写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封信。
“我斗胆就指挥这场战争的问题，向您表达我的意见。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为了防御而建立的。如果敌人明天来进攻我们，那我就深信我们将抵挡得住。但是，如果敌人不进攻，那我们就几乎处在完全的无能状态。然而，我的意见是，敌人将不会长期进攻我们。敌人关注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业已动员和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难受’，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然后，当敌人认为我们产生厌倦情绪、迷失方向、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时，它将用所有与其今日在士气和军用物资方面拥有的单子不同的单子，最终对我们发动进攻。”
从这封信里，人们看到了戴高乐的气质和计谋的一个方面。出于本能，戴高乐估量出，法军内部这种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官兵的思想和习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此，他假设，敌人愿意利用法军的停滞不前，加剧这种可畏的、丧失斗志的的状况。但是，戴高乐主要是想要说服雷诺，相信人们还能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因此人们应当继续进行改革。也许敌人“不会长期进攻我们”并“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这就让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在其愿意的条件下，有时间对法军及其军队使用的学说实行戴高乐所要求的变革。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种变革，以致三个月后，他将重新主动做工作。当时，雷诺来旺让堡视察，受到布雷将军的接待，布雷也邀请其参谋长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和戴高乐参加接待。从表面上看，雷诺忘记指挥战争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他询问布雷他们军队将做些什么。戴高乐立即表态，要法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军事学说和另一种的实施手段。
然而，戴高乐并不放弃找最高领导层对话，希望其改变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尽管这种希望迄今已经成为泡影。波兰战役的失败给了戴高乐发表意见的机会。根据戴高乐的看法，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再说，法军参谋部也努力去做。（26）参谋部第二局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获胜原因的报告。报告说：“在击溃（法军）的行动中，在每个团防守的1000米到2000米的战线上（……）（德军）始终大量使用坦克（……）由坦克组成好几个梯队，每个梯队之间相隔约1000米（……），坦克的行动始终得到飞机的支持，飞机用炸弹或机关枪进行空中进攻。”人们是否在走向觉醒，导致法国军队领导人修正他们的学说？对此，报告的结论并未留下任何幻想。“德军在波兰的作战方法，”报告作者写道，“是适应特殊形势的……无疑，行动在西线将具有另一种方面”。不过，作者谨慎地暗示说，“认识（德军的这些方法）应使我们能在适当时准备好适当的应对方法”。
当然，戴高乐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完全不同的。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部寄了一篇文章，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向甘默林进言。这是一份“关于使用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报告中没有任何挑衅的语言和任何会被视为反常的判断。显然，在这篇报告中，戴高乐坚持最贴近现实，但同时还强调深刻改革法国学说的急迫性，想要用技术方面的具体论据来说服人。戴高乐暗中回答了从前那些对自己的批评，坚持坦克同步兵之间的关系是“意味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他揭露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毫无疑问，他的悲观主义因而变得更严重了。
戴高乐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回忆，表明了他的痛苦情绪，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感觉：在政治和社会等级的最高点，人们还没有象戴高乐那样看到，一个失去意识的国家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危险。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来访证明了这点。勒布伦来检阅戴高乐的坦克团的一个营，会见时亲切地说，戴高乐的“观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敌人要实行这些观点，看来为时太晚（……）”。戴高乐同著名的和颇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的谈话也证明了这点。戴高乐认为，法军处于可悲的被动状态，无力开展进攻，布里松则对他的观点作了反驳，诘问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吗？”毫无疑问，如果戴高乐对这种致命的盲目态度不保留记忆，如果他不能消除这种记忆的话，那他就不会在回忆录里提及类似的、来自那些令人尊敬的知名人士的积习……
1940年1月18日，戴高乐应雷诺的邀请，在他位于巴黎里沃里街的财政部长官邸共进晚餐。同时雷诺还邀请了勃鲁姆。（27）戴高乐是这样陈述他同勃鲁姆的谈话要点的。
“您的预测是什么？”勃鲁姆问道。
“问题在于要知道，”戴高乐答道，“今年春天，德国人是否向西线进攻，来占领巴黎，还是向东线进攻，去攻打莫斯科。”
“您是这样想的吗？”勃鲁姆惊奇地问道。“德国人是向东线进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俄国的内地去打败仗呢？是向西线进攻？但是，他们攻打马其诺防线能有什么作为呢？”
虽然戴高乐没有叙述，但他当时不得不提醒说，德军拥有装甲部队这种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可畏力量的部队，因而赋予它巨大的进攻能力，这与完全建立在防御体系基础之上的法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勃鲁姆则叙述了当年戴高乐陪同自己回去，直至到波旁堤岸街的寓所，以及沿途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戴高乐说：
“我在一种难于忍受的骗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只有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