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进行任何政治和战略辩论。国防大臣霍尔·贝里沙后来指出，英国内阁甚至不了解参谋长委员会所写的、一份证明绝对不可能对波兰实行有效军事保护的研究报告。英国下院几乎全体一致地赞同首相张伯伦的新立场。唯独1916年至1918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埃德·乔治的声音起来揭露有关的危险。乔治形容说，在事先不取得苏联支持的情况下许下这样的诺言就是“自杀狂”。他还说，人们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再次证明英国的保证无效的机会，并且即将推动波兰政府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甚至最小的让步，从而使英国和法国无法避免战争。许多年后，当丘吉尔撰写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章时，他作了同样的推理。“在浪费和摒弃其任何援助和一切好处之后”，丘吉尔写道，“英国与法国手拉手前进，以便确保波兰——仅仅半年前，波兰贪得无厌，参与了对捷克斯洛瓦克国家的掠夺和破坏——的领土完整。在1938年，盟国想要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还有一点意义，因为当时德国军队在西线几乎能部署6个经过训练的师……不过，人们断定，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和鲁莽的……而今，英法这两大西方民主国家公开声明，最终准备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必须从头到尾地深入研究历史，研究这部据说主要是叙述人类的罪行、疯狂和不幸，以便找到突然发生这种形势全面逆转的平行线的历史……那种最后在尽量最坏的时刻、在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作出的决定，只能导致对千百万人的屠杀。”
对于张伯伦向波兰所作的保证，丘吉尔本人没有公开提出任何异议。在德军先后入侵布拉格和墨梅尔、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所制造的战争气氛中，那些支持抵抗希特勒的人不想公开表示其恐惧情绪，即使他们感到恐惧的话。然而，戴高乐早在近20年前，就对新波兰有过直接的经验。人们记得，他对波兰的社会、领导层精英和军队作过判断。后来，他可以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岗位上估量波兰的军事潜力，以致达到在一封私人通信中写过：“波兰不是无名小卒。”的地步。对于波兰军队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能力，戴高乐不抱任何幻想，虽然波兰军队的抵抗能力还远远胜过法国军队。法国军队不能对付德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在闪电战中大量地使用坦克的攻势。因此，法英两国不会有波兰这个真正的“背后的盟友”。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同苏联建立政治和军事联盟，那就没有东方战线继续生存的半点运气。
因此，在巴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进行谈判的赌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的命运取决于此，不管怎样，在此后岁月里发生的事件的进程也取决于此。即使希特勒决心发动一场战争（如果要赋予德国这种他历来作为行动目标的、东欧的“生存空间”，那就必须这样做），并且事先压倒法国（如果这样做也有必要的话），力量对比和作战地图也会变得截然不同（如果从第一天起，他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话）。事件的进程就不会是老样子，20世纪的历史就会因此发生变化。时至今日，人们知道，那些导致法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谈判最后遭到失败的、错综复杂的和相互矛盾的阶段是什么情况。人们知道，在前一个阶段，在1938年的冬天，那种不反对德国向东欧采取战争行动的试图是存在的，至少在巴黎是有的。作为法国军界最高人士之一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法国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达尔朗在1939年1月22日的报告中，特意要求不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我们应当首先维护我们的帝国。”达尔朗说，“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德国不支持意大利提出的权利要求，我们就应当让德国自由地在东欧采取行动。”⑩当然，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从大部分法国报刊上发现了人们对达尔朗这种选择的反响，以致苏联驻法国大使苏里茨认为可以下此结论：“假如德国人真的去攻打乌克兰，那博内及其战友就会发出一种轻松的叹息”。⑾此外，事实上，1938年11月24日，在巴黎举行了法英两国领导人会议，博内在会上提及德国有可能主动对乌克兰采取战争行动，分析了1935年法苏公约的意义，并从中下结论说，“在缺少一份明确的军事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力量都不会使法国和苏联自动进行两国之间“帮助和援助”。⑿博内甚至补充说，只要坚持1936年签订的法英两国协议，人们就会推论说，“法国在德国侵略的情况下是否应向苏联提供直接的军援，基本上取决于英国内阁判断形势的方式”。人们无法更加明确地说，法苏公约业已失去了其基本内涵，或者至少无法说，法苏公约失去了其切实贯彻的任何机会，除非迄今为止不再敌视或怀疑法苏公约的英国另作决定。
只是在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攻占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解体，然后英国无条件地承诺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之后，才提出了同苏联签订一份更加明确的协议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用明确的战略用语提出来的。当时，业已放弃其过去政策的博内在接见俄国大使苏里茨时，直言不讳地承认了中心问题是什么。⒀“显而易见，”这份谈话记要指出，“必须实现苏联同罗马尼亚、或者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和解，以便法苏公约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人们业已非常明确地提出未来谈判应当解决的战略问题。此外，苏里茨回答说，罗马尼亚和波兰迄今排除了同苏联联合的任何假设，甚至排除了苏联提供的任何直接支持。博内证实说，他完全理解同苏联达成协议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因为他立即反驳说，人们可以使罗马尼亚和波兰改弦易张。博内还提到了法苏公约，建议“立即举行法苏会谈，以便作出明确的决定，在发生德国侵略时，苏联可以向罗马尼亚或波兰提供援助”。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马上解释说，如果波兰继续不愿意听说同苏联进行任何协商，那么相互讨论和彼此承诺都是毫无用处的。后来，在此关键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任何变化。4月13日，在博内和苏里茨之间进行了一次新的会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证实了谈判的目标。⒂
法苏谈判的特点是，双方长时间地交换了建议和反建议。在这些建议和反建议中，尤其是不仅显示出英国政府对于向苏联作出明确承诺的极端怀疑，而且显露出它在法英这对伙伴关系中所占的永远的优势。只是在7月初，英国政府最终才接受了俄国6月2日提出的、关于政治协议和军事协议相联系的建议。⒃只是在7月23日，人们才承认，必须开始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之补全在政治方面业已或多或少取得的成果，同时明白，没有波兰的赞同，协军事议就没有价值和实质内容，因为波兰领土是第一战场。⒄
当这些艰难的谈判即将进入灾难性的最后阶段时，法英两国政府早就得到通知，苏联外交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苏联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正处于危机之中。1934年，斯大林深信有必要通过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并通过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改良主义者或自由党人实行联合，来对付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对付纳粹德国。四年多后，这项政策的总结是灾难性的。苏联在1935年同法国结盟以后，没有续签任何能切实和有效实行联盟的军事协议。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在国内恢复了兵役制，同英国签订了关于重新装备其海军的协定，重新占领了莱茵河地区，建立了西格弗里德战线，并吞了奥地利，通过慕尼黑协议夺取了苏台德区，肢解和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攻占了立陶宛的墨梅尔。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作出了一切反应，但都阻止不了德国。同样，它们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派兵攻打西班牙，但都阻止不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不是苏联想用反法西斯大联盟来包围德国，而是德国通过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使苏联本身受到包围的威胁。难道斯大林从那么多的挫折中，没有汲取教训吗？如果斯大林不能同英法两国建立真正的政治和军事联盟，那么难道他不会放好几年前所选择的战略吗？
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通过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古龙德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波当金1938年10月4日举行的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