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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那么世界，首先是法兰西，就会逐渐地习惯于希特勒正在欧洲最大地区建立的新秩序……几天后，在我们眼里，由希特勒在既成事实基础上向我们建议的和约就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此后，我们就会对沉沦、孤立和毁灭熟视无睹了。”
戴高乐之所以如此悲观，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在1939年冬天那些停滞不前的日日夜夜里的坏脾气的。解释戴高乐悲观主义的原因，则是战争爆发初期的战略形势，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当时的战略形势可以用下述简单情况来加以概述：德国在发动一场大胆的运动战后不到半月，经过旨在瓦解华沙的十三天围城占领了波兰，从此在德国东部不再有战线，可以随时将其全部兵力调转方向，来打击法国；任何人都不能不知道，德国在飞机方面，特别是在轰炸机数量、在大多数地面军用物资（除了数量以外）、重炮和坦克方面，拥有重大优势；德国的兵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盟军的兵力，因为法国在东北战线只能部署82个师，其中15个师用于驻守马其诺防线的要塞，其他10个师在阿尔卑斯山，12个师在北非，同时，从现在到春天，英国人只考虑使10个轻型师登陆。在戴高乐看来，此外还加上这样一种下述看法：德国在使用其坦克时，将投入密集型和快速的大部队，由此在战役中造成一种难以改变的失衡，因为法国在使用坦克方面选择了另一种学说。盟国指望自己在海军方面的优势和实行封锁的武器，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意大利、中欧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持的善意中立，由于同苏联保持和发展的国家关系，德国可以获得本国军火工业所需的基本原料，或者用其国内产品来取而代之。盟国主要从1938年和1939年起，尤其是从战争爆发以来，投身于一种巨大的军备努力之中，所以可以希望在1941年或者最迟在1942年，在一切军用物质种类方面取得优势。可是，十分明显的是，德国将不会给盟国留下这样做的时间，一旦有可能，就马上要对法国领土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从此，无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德国充分利用其最初的优势，来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归根结底，任何力量都不能会阻止德国这样做，除非是俄国加盟。
对此，戴高乐有一种明确的判断。1935年，在斯大林和拉伐尔签订法苏公约之后，戴高乐在一封致母亲的信中是这样下的：
“我对法俄公约有什么看法呢？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很快就要对德国进行战争，而且只要我们的情况稍稍恶化，意大利就必定（……）会向我们踢一驴脚。问题是要幸存下去，其余的一切都是空话……不管我们对俄国人的制度有几多憎恶，我们都无法拒绝俄国人的赞助。这是弗朗索瓦一世同穆斯林联合，反对查理·坎特的历史。我清楚，希特勒开展了激烈而非常娴熟的宣传活动，已经使许多勇敢的法国人相信，希特勒丝毫不怪罪我们，只需让他放手去征服中欧和乌克兰，就足于从他那里买到和平了……必须有勇气直面事件。在此时刻，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唯一的目标：将所有反对希特勒的人集结起来，同德国进行斗争。”
这个判断是毫无模棱两可，具有战略特点的。对法国来说，最有效的反对德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背后联盟”。当德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达到它能希望取得的、对盟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初胜利时，这种联盟变得更加必不可少。1934年，杜梅戈政府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作为第一个明智地鉴别希特勒战争行动及其可预见的后果的法国政治家，特意谋求签订法苏联盟，来阻止希特勒的去路。巴尔图克服了最反共的右翼与和平主义的左翼所持的犹豫态度，达到了他的目的。10月9日，当巴尔图在马赛接待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时，他被那些暗杀亚历山大的、克罗地亚的秘密结社分子打伤而死。因此，该由巴尔图的继任者、外交部长皮埃尔·拉伐尔前往莫斯科，签订巴尔图生前谈判过的法苏联盟公约。当时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供职，自然是支持签约的。但不久后，他可以观察到，法苏公约没有被赋予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下文。起先，拉伐尔关注此事。后来，应拉伐尔的要求，与巴尔图和苏联人的想法相反，推迟了关于在军事方面实施公约问题的讨论。④甘默林肯定希望，法苏公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换承诺。然而，1935年5月4日，即签订公约后48小时，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已经报告甘默林说：“眼下，绝对不存在法俄军事合作的方式问题”。⑤但甘默林仍然决定，先后派卢瓦索将军和施维斯古将军出席苏联红军在1935年秋天和1936年秋天举行的大演习。他们两人回国后所做的报告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十分支持法苏联盟，后者态度却非常保留。然后，1936年冬天，勃鲁姆政府放弃了同俄国开始进行的军事谈判。因为捷克斯洛瓦克共和国总统贝内斯告诉法国政府，苏联参谋部业已同德国进行联系，所以信赖苏联是危险的。⑥后来，德国情报机构前负责人认为，关于德国和苏联统帅部接触的档案资料都是由他们彻底捏造的。但当时，消息最灵通的欧洲国务活动家，甚至那些最津津乐道于相信红军英勇的欧洲国务活动家，都自以为最有理由认为，苏联军队领导人在策划反对他们的政府，也许在密谋中同德国串通一气。不管怎样，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一案不仅牵连到几位苏联元帅，而且牵连到一个庞大的苏联军官网络，似乎判定这些欧洲国务活动家有理，或者至少说，使人们对红军的英勇产生了怀疑——如果不是对红军的忠诚产生怀疑的话。
因此，并未象勃鲁姆本人在其政府初期所希望的那样签订法俄军事协议。1937年，当勃鲁姆已经不再担任政府总理时，就不存在签订法俄军事协议的问题了。但苏联驻法国大使波当金通报勃鲁姆说，如果出现德国侵略的情况，那苏联军队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干预，就必须穿越那些恰好将俄国边界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边界分开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根据甘默林的用语，这“在军事上是合乎逻辑的”。但1937年秋天，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在东欧国家首都访问了一圈，最后完全放弃了努力，不使法苏联盟同法国过去对波兰、罗马尼亚、特别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诺协调一致。⑧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在这方面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切实的努力。
戴高乐在其工作岗位上，见证了这些事件。他在同驻守梅茨的第507坦克团会合的时刻知道，法苏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军事协议。此外，慕尼黑危机表明，法国外交为了把东欧伙伴和盟友联合在唯一的阵营中而进行的努力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捷克斯洛瓦克孤立无援地处于欧洲大陆中心，波兰参加了角逐，夺取了泰深，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则相当清楚地表明，它们不希望参加正在露头的战争冲突，匈牙利象预料的那样站到了德国一边，以便获得马格亚尔族居住的斯洛瓦克领土。慕尼黑危机的教训是明确的：如果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想有一个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的“背后的盟友”，那就必须克服在与苏联联盟和与波兰联盟之间的矛盾，必须使波兰承认，对德国战争胜利要求苏联参战，因此要求苏联军队站在波兰军队一边。
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文章、报告或书信能使人知道，戴高乐对于1939年5月至8月期间法英苏三国进行谈判的情况是了解的。反过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戴高乐对于3月29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突然作出的、在波兰遭到打击时支持波兰的郑重诺言所导致的战略形势有什么看法。正如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所写的那样，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和无条件的承诺，一种“与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实行的全面决裂”，它们是德军进入布拉格和捷克斯洛瓦克遭到瓦解事件在英国造成的冲击的产物。⑦然而，现在，英国政府在长期摒弃关于进行军事干预、援助那些受到德国威胁的中东欧国家的全部观点之后，却使波兰政府成为伦敦和巴黎所作的未来决定的仲裁者。英国内阁没有就其刚刚作出的选择的实际意义问题进行任何政治和战略辩论。国防大臣霍尔·贝里沙后来指出，英国内阁甚至不了解参谋长委员会所写的、一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