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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作家想要把朱利亚象其女儿让娜那样公开表示的宗教信仰看作是一种热心的天主教信徒的遗产：她把爱尔兰男人安德罗尼克和苏格兰女人阿尼·弗莱明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其他的联姻使马约家族同巴德邦的科尔布家族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奥埃牧师编修了科尔布家族七代人的家谱，并从中得出结论说，朱利亚的籍贯是苏阿布，而不是巴德。戴高乐在1962年访问西德时，能够这样认祖：1761年在雷纳克诞生的路易－菲利普·科尔布是他的祖先……
亨利·戴高乐也是一个保守派。但亨利的保守有他自己的方式。正如亨利本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情愿的君主主义者”，并对法国大革命持极其严厉的态度，以致他很早订阅《法兰西行动报》。不过，所有的证词都一致公认，亨利一个聪明的人。不管怎样，他相当明智，对君主复辟从来不抱幻想；他相当坚强，先后觉察到那些对德雷福斯的指控有可疑的、不可信的地方，而且作出反应，反对那些拼命否定德雷福斯清白无辜的人，反对他们的盲目、仇恨和排斥犹太人的情绪。
从上述对夏尔·戴高乐的远亲或近亲的家庭起源回顾中，人们是否能得出哪些看法来理解他呢？这里，必须排除任何关于戴高乐祖先同戴高乐本人之间具有必然逻辑关系的观点，排除任何遗传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决定论。可是，理所当然，戴高乐来自某种历史、某种社会阶层和地区，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看到，戴高乐的祖先就像我们能够寻找到他们昔日的踪迹那样，在法兰西王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中都担任过中等公职。如果不回溯到在巴黎和圣德尼城下、在阿赞库尔和维尔作战的让－戴高乐，那我们从中发现的主要是长袍贵族、律师或检察官，有时发现的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没有比看到在这种社会阶层中产生一些撰写历史著作或科学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加理所当然的了。不管怎样，在那种适应时代和时局的实际考虑中，是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的。他们为国王效劳，或者至少说，实行国王的法律；他们通过临时放弃姓名中的贵族介词来追赶大革命的时髦，到拿破仑的大军中服役。他们也关注新的思潮。这个朱利安－菲利普就是这样。不管如何保守，他都象许多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法国人一样，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同天主教教义疏远了。此后，在影响后来几十年历史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是对君主政体的怀念，尤其是宗教信仰——象人们当时想象的那样，宗教信仰远远甚于君主统治——占主导地位，启发着他们的思想、选择、态度和习惯。
我们已经看到，戴高乐家族在某些方面，同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法兰西贵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派别相联系。可是，在19世纪末，法兰西贵族似乎在走下坡路，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它从未从大革命带来的不幸中恢复元气，而是陷入了泥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沉沦：世界在似乎没有它、尽管它和反对它的情况下演变着。法兰西贵族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参与法国的工业发展和商业发展，而且在它内部，对工商业的发展自愿表示一种蔑视。当法兰西贵族看到那些被甘必大在第三共和国初期预言过的“新阶层”上台时，它往往持讽刺或轻蔑的态度。它感觉到，在它周围正在崛起更加年轻的几代人，他们越来越脱离老的理想。法兰西贵族在巴黎左岸的贵族公馆或者外省城市的老住宅区隐居，关在那些能使其自豪和痛苦有藏身之处的城堡里，因此，看来它是这样处世，彷佛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使它本人无法行走的道路。确实，法兰西贵族并不象它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自动呈现的形象所任人猜想的那样清一色，远未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些贵族中间，不仅有更加贫困的、更加神秘的人，而且在法国西部省份有更加忍耐的人，在南方省份有更加爱挑衅的人，在勃艮第和法国中部有更加殷实的和更加自信的人。而在法国北部和东部，除了在家庭方面的细微差别之外，他们同工商业资产者毫无区别。
夏尔·戴高乐的直系亲属恰恰就居住在法国北方。在我1964年所写的戴高乐传中，我强调了北方地区那些能对戴高乐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文化特点和人文特点。我还重申，当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到驻守阿腊斯的步兵团去服役时，他最直接和最深刻地感受到的也是北方地区的人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乔治·蓬皮杜在读完我的书后，私下对一些朋友说过，关于戴高乐，他从我的书中学到了迄今尚未看到或者尚未明白的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此事后，曾经有机会问蓬皮杜学到了什么东西。蓬皮杜回答我说，是我认为戴高乐是“北方人”，戴高乐通过法国北方地区来形成其整个法国观。事实上，戴高乐所属的资产阶级并不象那种贫困的、激烈的、本身处于当时社会边缘的乡村贵族，也不象那些闭门反省和很难接受当时文化的外省小资产阶级，更不象商业大资产阶级。但愿人们到戴高乐在里尔诞生的故居，即戴高乐的外祖母的老房子——那里有一个佛龛，里面高高地摆着一尊拉弗瓦－圣母的塑像——去看看，到戴高乐故居周围的街道去看看，看了以后就会有一个概念。在那些老住宅区里，在那些生活过一代代勤劳的资产者的、阴暗的、关门的、没有奇想和放任行为的、朴实无华的房子之间，人们可以预感到法国北方资产阶级的灵魂。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一书中，也许已经描绘过他们最深刻的形象。严肃刻苦是他们言谈举止的特点。尊严主宰着他们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的一切。由某种严格的意识决定感情或激情的外部表现，因此，这种感情或激情越是掩饰得越长久，就会变得越强烈、越可怕。某种清教主义为道德生活增添了光彩。北方的贵族，象对文艺表演，如对戏剧，从未表现出象南方的外省贵族那样的兴趣。其实，一切都导向劳动——最大的生活考虑——所要求的义务，导向与此有关的社会义务。当人们在某些银行和某些工厂的办公室里看到历任企业主的画像时，就会猜测到这种近乎于某种耶稣教的劳动宗教的重要性。关于这些企业主，人们可以撰写一本真正的社会形态学。地理和历史对这种心理学作过解释。若干个世纪的历史，使法国的北方、比利时和荷兰变成了欧洲大陆中比其他地方更多地进行谈判、交易和重大国际交往的地点之一。只有那些家产增多的人，才能在社会等级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财富和特权、影响和名声都是要以此作为代价。在法国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战争和入侵不断地破坏了原先获得的成果。唯独一代代人围绕工商业大企业进行的持久努力，才能使本家族保持其社会地位。再有，北方的资产阶级如不永久地向一切新事物开放，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激烈地参与生产、竞争、开拓新市场和争夺顾客，因而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的变化一无所知，那些呢绒商、船主、冶金工厂厂主和矿山主不能对社会变革、技术革命、经济环境的转变一无所知。所有的偏见，即使来自那些最古老的传统也罢，也在工商业的必然要求面前发生动摇。因此，看到这种社会阶层中混杂着资产阶级在智力的、社会的和经济方面的关注，是毫无惊讶之处的。
戴高乐家族同马约家族的联姻，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一方面，同法兰西贵族的一般传统相比较，戴高乐家族不在本地扎根，没有地产，没有城堡，但出了一些作家和学者，以及一位夏尔的父亲，他无可争辩地具有文化教养，拥有传统的文化，其中最大部分是拉丁语、文学和历史；另一方面，马约家族是一些捍卫其立场和利益的实业家，他们有时也不免碰到困难。在他们中间，还出了若斯菲娜·马约这位女实业家，她业已通过其大量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心理环境中表现得很突出。人们可以相信，她的威信有助于消除当时在她周围的那些反女权主义的偏见。夏尔·戴高乐能够足够地关注这个榜样，以便在将来继续关注妇女所发挥的社会和智力作用。也许他由此准备了有朝一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把第三共和国始终排除的妇女普选权引入法国。
因此，一切都注定夏尔·戴高乐也要接受当时法国北方地区为这种社会阶层的孩子们所提供的传统教育。夏尔的父母亲作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