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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本问题是法国的军事体系问题。在此之际可以看到，法国的军事体系仅仅是防御性的，从未参予过进攻，从未是能够进行大量和快速武装反击的力量。法国从它想要对希特勒的冒险行动进行反击时就能立即懂得，它没有反击的军事工具。法国不能更加明确地证明《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以及它因不改变军事体系而即将遭到可怕的危险。
由于莱茵河地区事件的可怕教训，戴高乐进一步认为，不应该为了那些最明智的政治家而失去莱茵河地区，它可以并应该引导这些政治家思考和明白，法国的军事体系是彻底不符合欧洲新形势的，希特勒的德国已使欧洲大陆的均势遭到威胁。戴高乐认为，勃鲁姆会在1936年4月和5月举行立法选举之后出任总理，是应当和能够被说服的，因此他必须去见到勃鲁姆。对此是毫无令人惊奇之处的。事隔近20年，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亲自作了解释。他认为，人民阵线的胜利体现了“大乱”、即一种深刻的变革意志，这种“大乱”可以是“同过去的消极状态实行决裂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戴高乐从中隐约地看见了一种在政治、智力和道义上进行撞击的可能性，而这种撞击会将蔓延开来，打击和推翻法国军事体系的教条。尤其是法国左翼的意识形态会推动左翼对外来威胁，采取一种更加激进和更加联贯的行为。
“这并不是不可设想的，”戴高乐写道，“面临国家社会主义在柏林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罗马的执政、长枪党对马德里的接近，法兰西共和国想要同时做到，改造其社会结构和改革其军事力量。”
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在戴高乐看来，这种行为业已被最合理的论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具有严重意义的举动。诚然，人们看到，戴高乐首先认为，保尔·蓬古尔可以成为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他也曾希望，马塞尔·德阿也是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也许保尔·雷诺与德阿一样。至于戴高乐这方面，至少他的亲和力，以及不管怎样他有意想要建立的关系，都会使他同样地向左转，如果不是更多地向右转的话。但是，人们不能忘记1936年的政治气候，异常激烈的攻击勃鲁姆个人的宣传运动，罢工及占厂在许多社会阶层中激起的恐惧感，人民阵线支持者的胜利和人民阵线反对者的强烈反应在法国所引起的内战恶梦——正如在西班牙业已爆发内战那样。因此，必须再次指出，当时，戴高乐是多么远离那些在保守派中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在军官团中间因传统或利益继续存在着的感情、偏见和热情。
不管怎样，戴高乐曾经指出，勃鲁姆政府决定几乎大量增加法国的军事努力。达拉第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接受了一个军事装备大纲：用“战争的节奏”来制造坦克、大炮，建立防空炮兵和弹药生产储备，组建三个新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将骑兵第三师改变为机械师，给十个——而不是七个——步兵师配备卡车。总之，人们规定将组建78个各种类型的坦克营，甚至82个坦克营——同时组建第四轻机械师，给某些营的每个排配备五辆坦克，而不是三辆；后来组建两个重装甲师，每个师拥有六个最现代的B型坦克营。人们还规定，军事纲领启动时拨款140亿法郎，为期四年，然后增加拨款，加速纲领的实施并补贴物价的上涨，直至从1936年到1940年宣战期间升至310亿法郎时为止。⒆不过，问题在于知道，无论这个军备纲领有多么重要，它是否会引起法国军事体系的变革。
因此，戴高乐决心去见勃鲁姆，试图使勃鲁姆明白，必须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埃米尔·梅耶再次被动员起来。⒇梅耶常在他女婿保尔·格吕纳博姆－巴兰家里接待自己的朋友，而他的女婿非常接近勃鲁姆。梅耶进行斡旋，为戴高乐争取到在1936年10月14日同勃鲁姆总理会见。后来，勃鲁姆叙述了这次会见，描绘了戴高乐这个人物——当他描写时，戴高乐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角色——的体格和心理。（21）在勃鲁姆眼里，戴高乐的形象是具有“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放弃行动（……）的这种气质，因为对他气质来说，行动是一种生命攸关的需要”。如果阅读戴高乐所著的《战争回忆录》，那就可以知道，他在会见中马上利用了当日发生的事件：比利时国王列奥博尔德三世在10月14日上午，以德国进攻比利时、比利时不能真正获得联盟保护为由，宣布停止同法国和英国的联盟。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补充的证据，表明法国的军事体系不能切实地捍卫那些有朝一日遭到希特勒战争行动威胁的欧洲国家。勃鲁姆保证说，他非常关注戴高乐提出的观点。当戴高乐提醒说，勃鲁姆过去反对这些观点时，这位总理对戴高乐吐露实情说，他“当了政府首脑后，改变了看法”。关于此次谈话，有两种版本，但任何一种版本都没有暗示他们俩改变了那种从前被勃鲁姆习惯性地重申过的、对“职业军”的批评，也没有暗示戴高乐抓住会见勃鲁姆的机会，象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承认“必要时，实行两年兵役制（……）使精锐部队引进一定比例的军队士兵”。不管怎样，由德军占领莱茵河地区所引发的危机表明，缺少一支能够作出立即和大量反应的军队导致政府和统帅在可能动员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的问题上陷入一些无结果的讨论，戴高乐肯定要以此作为自己的论据。他同勃鲁姆一道，提到了德国人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采取主动进攻的假设。根据莱茵河地区危机的事例，戴高乐暗示说，人们将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重新召回军队；人们“从我们工事的枪眼望去”，“眼睁睁地”看着欧洲被奴役的情景。勃鲁姆以此表明他尚未思考在此形势下突然发生一次战争的战略情况，便询问戴高乐是否真的希望派远征军去维也纳、布拉格或华沙。戴高乐本应用文学的词汇——这些文学词汇象在17世纪的习惯用语发出奇异的铃声：“如果德国军队沿着多瑙河或埃尔博河推进，那我们是否不去莱茵河呢？”——来描述这次对话，但他却反驳说，一支强大而快速的装甲部队能够立即对莱茵河和鲁尔地区采取一次进攻。勃鲁姆确认法国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转移了讨论话题。于是，戴高乐想要使勃鲁姆摆脱这种幻想。他指出，1918年的战线绝对不是不可侵犯的；从1918年以来在坦克和现代飞机威力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必定会使得马奇诺防线发生决定性的决裂；于是，“德国人将能推进一支由空军支援的快速装甲部队，进入我们战线的纵深地区”。戴高乐作了预测：“如果我们同样行事，那一切都会得到纠正。否则，一切都将会完蛋。”接着，戴高乐从技术上，对通过大幅度增加军事拨款制造军事物资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军用物资仍然是主要用于防御。勃鲁姆逃避责任，认为“使用给国防部的拨款是达拉第先生和甘默林将军的事”。戴高乐则最后一次指出，这是法兰西国防的问题，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据戴高乐回忆，谈话被数不清的电话所打断。戴高乐知道，勃鲁姆对他提出的论据留下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