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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一个基本目的，即说服法国相信，应当拥有一支很高火力水平的装甲部队，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由专业人员来服役。显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宁可有透明度，哪怕引起误会也罢。
人们看到，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好几次把飞机同未来战争中的指挥行动结合起来。但这不是此书的中心思想。1939年和1940年战役的教益，引导戴高乐1944年在阿尔及尔发表的版本中，加进了一段关于飞机为坦克进攻服务的作用的一句话——除非那是一位过于热心的合作者或新读者的建议。这是一句引发过论战意见的、但在后来任何版本中都没有重复的、无用的话。事实上，戴高乐预见到飞机在装甲力量的地面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但这种预见是非常笼统的。
“机群能够在远方作战，”戴高乐写道，“拥有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在三维中进行演习，进行垂直的打击——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击——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飞机的作用已经成为现实。但在戴高乐撰写《建立职业军》那一年，在德国和法国尚未有象后来德国空军制造的斯图卡斯式飞机那样的、适合地面支持的战机模式。此外，对德国空军来说，以及对于今后战争中的盟军空军来说，飞机的作用将是重要的，唯独当飞机将来拥有制空权时，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建立职业军》是一次召唤。戴高乐在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人们不会料想到军队在进行自我改造。
“从本质上看，”戴高乐写道，“军队是抵制变革的。。。。。。军队以稳定、因循守旧、传统为生，（它）从本能上害怕那种倾向于改进其结构的变革。”
相反地，戴高乐感到，在新一代人的思想中，在知识界，在一个被经济萧条和失业动摇的社会里，时代是有利于提出重大置疑的。他甚至认为从中看到一种对彻底的解决办法、权威、活力和严峻的选择的新见解。戴高乐这种结论的基调能使人在很久以后相信一种间接的召唤，并且相信某种解决法国问题的权威办法是偷偷摸摸的办法。可是，当《建立职业军》一书出版时，谁都没有搞错，任何极右的路线都不能接近戴高乐，任何反共和主义政党都不能自称是戴派。更不用说，在后来的岁月里，老同学鲁斯托诺—拉戈在军队里成立的、反共行动秘密网络的组织者并未央求过戴高乐。也许戴高乐的关系和名声已经那样出名，以致谁都不能想到这点。再说，在此书的最后，戴高乐既以过分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以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无可争辩的尊敬态度写道：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国家机构的活动是根据需求的运动向坚定的人们开辟场地的。”
而今，戴高乐即将在“国家机构”里玩牌——哪怕输牌也罢——但他希望成为赢家。
第三部分
第五章 失败的战役
《建立职业军》一发表，戴高乐就马上为他当时所谓的“装甲部队”和他申明的彻底改变战略开展了宣传运动，而这场运动是从巴黎波塞儒大街的一个座寓所的椭圆形客厅里开始的。事实上，每个星期日上午，一群朋友围绕着埃米尔·梅耶中校，在这个客厅里聚会，在戴高乐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关键动力作用。自从挚友吕西安·纳辛把戴高乐引进这群朋友中间，他就成为其中的一员。1908年，纳辛在《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读过一篇题为《军队的行政管理》的文章，想要同文章的作者接触。这位作者就是埃米尔·梅耶。虽然梅耶生于1851年，纳辛生于1888年，但两人的友谊却不断发展。梅耶和纳辛在军队里都没有光辉的军人生涯，但他们彼此都表现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独特性。纳辛是一位“军人子弟”，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圣梅克桑士官生学校，23岁那年成为少尉，受到部队嘉奖，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就负了伤，28岁那年被任命上尉，但在1915年9月当了战俘。战后，纳辛被分配在步兵指挥部工作，戴高乐无疑是在那里同纳辛相识的。无论如何，戴高乐也是在纳辛复员，到巴黎公共交通部门担任人事处经理之前，同纳辛相识的。⑴然而，纳辛交友目的是为了不久后恢复他对军事问题的爱好——永远不是为了重穿军服——。纳辛具名或不具名地写了许多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特别是他应出版商贝尔热－勒弗罗——戴高乐在当战俘期间认识勒弗罗——的要求，主编了一套关于军事艺术的传统文章的丛书，并为这篇丛书写了序言。
这家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艾蒂安。雷贝塞是在阿腊斯第33步兵团认识戴高乐的。虽然雷贝塞军阶较低，但他早在凡尔登战役之前就成了戴高乐的朋友。不过，据说，戴高乐是同纳辛结成第一次深厚而持久的友谊的。除了雷贝塞之外，戴高乐似乎只同被俘中的布里亚－萨瓦兰上尉有过真正友好的关系，但布里亚－萨瓦兰已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去世。戴高乐与圣西尔军校和高等军事学院同届校友的关系是一种同学关系，例如与卢斯托诺－拉戈和乔治·皮科的关系就是这样，而与未来的将军迪特和雅克·德西耶斯的关系则更多地是个人关系。戴高乐与纳辛的友谊是无可比拟的。纳辛同戴高乐相互通信，直到1952年去世时为止。根据现在剩余的信件，信中表现了一种完全的思想自由和一种出色的写作平等。不管怎样，这种将戴高乐同纳辛这位完全自学成才的前“军人子弟”连接在一起、坚持到底的友谊，对戴高乐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友谊毫无平庸的东西，毫无纯粹的传统的东西，毫无那种从家庭或社会环境中继承过来的东西，而是一个朋友——戴高乐只是因其人品、独特性、性格而受到纳辛这位朋友的赞赏——的坚决选择。
因此，纳辛就带着戴高乐去拜访梅耶。戴高乐在1932年从贝鲁特返回法国，此后他经常同梅耶的“圈子”走动。这是一个“奇怪的圈子”：人们在这里不仅遇到了象让·奥比尔坦那样的律师，象艾蒂安·雷贝塞那样的出版商，女作家德尼斯·冯·莫贝斯，一些高官、医生、象教会历史学家那样的天主教徒，而且遇到了小说家达尼埃尔－罗普，以及象约瑟夫·蒙泰雷那样的神情严峻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说，其中提及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的人很少，更不用说有反动思想的人了。每逢星期日上午，他们整整一上午都沉浸在讨论之中，要么以集体的方式，要么以小组的方式进行讨论。然后，有些人在星期一按时到迪梅斯尼尔啤酒店见面——这家啤酒店位于当年那个面对蒙帕尔纳斯老车站的广场。但那里只聚集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这个小组里总有梅耶、纳辛和戴高乐等人。
首批戴高乐传记指出，这个围绕在梅耶周围的朋友圈子对于戴高乐的这个人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人们也许夸张过或者略微歪曲过梅耶对戴高乐的影响。首先，梅耶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自然生涯非凡。⑵梅耶毕业于巴黎综合工艺大学，他父亲是个矿山工程师，在昂古莱姆当过火药厂厂长，也出生于一个积极修行的以色列人家庭。所以，梅耶选择投笔从戎时，也许是没有真正激情的。于是，光荣的时刻和被摒弃的阶段，出名和屈辱，进入最高统帅部和不能定期晋升，凡此种种都是交替出现的。首先，梅耶接受过重要教育，28岁时晋升为上尉。然后，梅耶写过许多文章，它们一般是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发表的。文章预见了法国军队攻势的失败，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不考虑现代炮兵和大量使用自动武器所具有的、卓有成效的毁灭性，这样讲固然迎合了贝当的未来的教益，但早已冒犯了法军参谋部普遍鼓吹的论点。这就足于使梅耶过了17年后才晋升为少校。可是，梅耶写过一篇文章，它比其他文章更应被人记住。他在这篇文章中预见了将来会爆发一场战线固定不变、堑壕连绵不断的战争，但在这种战争中是长期不能实现任何突破的……
然而，是另一篇文章使梅耶遭到了最初的严重麻烦。他在《瑞士军事杂志》上引证了一篇发行量只是有限的、关于使用炮弹的文章，追述了使用75毫米口径大炮的效力。梅耶毫不费力地证明，这是一些已被人们了解和宣传的材料，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服兵役的宣传材料中抽出来的。但是，在关于德雷福斯案件——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