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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其军人生涯的第一阶段里，对坦克作战役有直接的经验，充其量在1920年波兰战役中看见过坦克进行的袭击。翌年，在进入高等军事学院之前，戴高乐在摩托化部队里上过一次学习班。1925年，他到勒杜瓦伊安饭店去参加一次前坦克部队军官的晚餐，并同时任前坦克部队军官协会会长的埃斯迪埃纳将军进行了一次长谈，以致那些已对这位步兵军官前来参加晚餐大吃一惊的来宾感到，他想要“缠住埃斯迪埃纳将军”……当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时，显然，这只是沿着一条变得更加易见的道路所留下的、悄悄的足迹而已。人们记忆犹新，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人证。他见证了塔尔迪厄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裁军计划的观念，然后见证了裁军计划的迅速失败。而裁军计划规定，最现代的武器，首先是坦克和飞机，都要从各国军队中抽调出来，集中到一支供国际联盟掌握、能够用闪电战来反击一切被国际组织谴责的侵略的共同力量里去。此后，戴高乐参加了起草《建设性计划》——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提及此事——该计划重申了关于建立一支主要由坦克组成、拥有很大机动性的共同力量的思想。建设性计划在日内瓦会议上遭到的失败，恰如前一项计划遭到失败那样证明，大多数欧洲国家想要维护其自身的军事行动手段，而不是事先承诺服从国联的判决。而今，对戴高乐来说，无论如何，一支基本上由坦克组成的部队的机动性和强大力量，已为大规模进攻开辟了道路，最终使得人们走出法国战线的堑壕战这个“战略死胡同”。
整个1932年，戴高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1月，友人吕西安·纳辛在《前军人子弟报》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戴高乐所著的《剑刃》的书评文章，并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谦虚地签上其大名的、题为《一名业余研究者的思考》的文章，探讨了关于“军车的摩托化和装甲化”将给法军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在纳辛看来，由于世界大战的屠杀，将来有必要恢复战斗员的保护，正如从前用盔甲保护战斗员一样。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通过战车的装甲——它与发动机提供的机动性相结合——来确保这种保护。为了使用这些战争工具，就必须具有一种唯独专业人员才具有的能力，以致新的战争多一些专业大部队的对抗，少一些注定要遭受到大屠杀的、步兵的对抗。
理所当然，戴高乐不仅读过关于《剑刃》的可爱的报道，而且读过这篇业余研究者写的文章，不过他起先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吕西安·纳辛本人。戴高乐给纳辛写信，把他获得的兴趣告诉纳辛。他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那些他所谓的“现在变成我的观念”的观念的轮廓，尽管这些观念是纳辛“间接”地——即以保护战斗员为出发点——来提出的。戴高乐宣布，他将在未来的著作中谈论坦克问题。在此期间，戴高乐就此主题——在他看来，这是首要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5月的《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这还只是一篇主张对法国军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辩护词，但如他所写，“掩护的必要性、战争技术的要求和世界的演变”都强迫人们实行这种改革。人们至少看到戴高乐在其书中将要阐述的观点，其起点是关于使用坦克的新学说和用专业人员来组建未来的军队。文章发表后只在一部分军界中获得有限的反响，但这足于使一些共同的朋友在同年10月安排戴高乐同《震旦报》社领导进行接触。《震旦报》是一份具有天主教民主倾向的日报，它决定发起一次调查，提出了“是武装的民族，还是职业军队？”的问题。关于调查报告的结论，人们根据其风格肯定它出自戴高乐的手笔。
“因为我们的边界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邻国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法兰西帝国’是众所周知的样子，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与同样坚决的别国人民相连，所以我认为，目前，关于武装民族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对我们来说也还不够。”
不久后，戴高乐就准备好他新著的手稿。为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或者更好地宣传新书的观点，戴高乐将书中的某些章节交《生者杂志》发刊号发表——好几位著名作家都向这期发刊号提供了论文。于是，1934年5月5日出版了《建立职业军》。书上署着夏尔·戴高乐的大名，但没有提及其军阶和职务。戴高乐事先没有向军事当局提出任何准许发表的请求，没有提及要求任何赞助——因为升任国防部长的贝当已经主动地、或者根据其办公室主任洛尔将军的请求，排除了戴高乐为了回到贝当身边而进行的、或者让别人进行的暗中活动。因此，戴高乐发表《建立职业军》一书，是特意向公共舆论发出呼吁，实际上，这份呼吁首先是向军队舆论和政治舆论发出的。
戴高乐特地用描述“祖国的百年衰弱”，来开始写其《建立职业军》的。他在这里表达了个人对历史概况的观点，但也介绍了文学的内涵，因为祖国的土地以其芬芳，为民族永恒的思想增添光彩。正如诗人阿尔贝·萨曼所吟唱的那样，“古老的泥土同痛苦在一起”。戴高乐用这句诗，作为其第一章的名字。他想要让祖国的形象一上来就暗示问题的本质。
“就象一张肖像向观察家暗示一种命运的印象那样，法兰西地图显示了我们的财富。在祖国躯干的中部，呈现出一座强大的城堡，那是朗格多克、利穆赞、勃艮第的、古老高山的、崎岖不平的高地，高地两边则是高原；在法国中部周围是广阔的平地，大都是外来的威胁难于达到的地方……但在法国东北部，有一个可怕的缺口，它将塞纳河和卢亚尔河的基本流域同日尔曼土地连接起来。莱茵河（。。。。。。）刚刚与法兰西接触，就遥望着法兰西，向远方流去。然而，恰恰就在这些低洼平原，没有城墙和战壕来坚持抵抗斗争……法国东北部的边界，不仅在地形上是令人恼火的，而且在高地走向上也是如此。如果敌手同时打击弗兰德、阿登、洛林、阿尔萨斯、勃艮第地区，那就是进行向心打击。只要在一个点上获胜，就会使整个法国防御体系垮台。这种围墙上的缺口，就是祖国的百年衰弱。”
然后，戴高乐强调巴黎的作用——“如果不是同瓦雷里一起，用巨大和奇特这些的词，来形容巴黎的作用，那又怎样来形容呢？”与此同时，坚持认为全国的财富都集中在法国东北部。这里，他重新谈到了那些从前启示过防御工事倡议者的问题，而这些防御工事应当使法兰西免遭新的入侵。戴高乐再次根据地理的首要地位，证明地理是如何逐步地导致法国将那些与各个邻国的冲突、例如与英国的冲突放在后面，将那种在不稳定的东北部使“高卢人”和“日尔曼人”永久对立的冲突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将这两国人民进行比较的机会，而他肯定愿意这些章节列入书中最“有文学性”的章节，仿佛他想象到有朝一日，未来的《文选》会把它们收了进去似的。诚然，现在不能把这种比较看成是一种被阅读历史所启示的文笔练习，而是看作是一种对法德两国人民持同样尊重的态度。戴高乐在谈到这些章节时，犹如他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天，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赞美德国人民那样。诚然，那时赞美德国人民还不是法国的习惯作法，但也许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在无法预见的将来实现两国人民的某种接近的希望。戴高乐写道：
“人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某人不了解别人的价值、有时不去梦想做大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反应是那样不同，以致使法德两国人民永远处在不信任的状态之中。这个法国人在思想上那样井井有条，但在行动上却那样缺少章法；这个逻辑学家怀疑一切；这个勤劳的人漫不经心；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在实行殖民化；这个喜欢亚历山大诗体、燕尾服、皇家花园的虔诚者，毕竟唱着歌，放荡不羁，并弄脏了草坪；这个科尔贝是卢乌瓦的同事；这个雅各宾派在呼喊‘皇帝万岁！’这个政客是神圣联盟的产物；这个沙勒罗瓦战役的失败者在马恩河畔发动攻击，简言之，法国人民是机动的、不定的、自相矛盾的的人民，日尔曼人怎么能赶上它、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