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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会改善小安娜的身体健康。”紫外线治疗并不能改变一切。安娜将仍然是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残疾人。不管怎样，大家商定，安娜将永远在家庭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将成为全家的中心。
因此，可以相信，对戴高乐来说，安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生的中心。据说，安娜从未叫过“妈妈”，但她始终会叫“爸爸”。要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戴高乐从贝鲁特的法军参谋部办公室回来，从巴黎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办公室回来，或者从梅兹——从1938年起，他在那里指挥一个坦克团，并定期返回科隆贝双教堂镇——的军营回来。晚上，戴高乐用很长的时间，在小安娜身边唱歌，或者给她唱儿歌，虽然安娜听不懂儿歌，但儿歌的声音却使她欣喜若狂。这就是戴高乐生活背后的情景。而此时的戴高乐正在进行重大的历史战役，正在这些战役把戴高乐造就成20世纪最有名的法国人。戴高乐不愿意让安娜远离自己，甚至在他1940年奔赴伦敦时也是这样。后来，安娜同她母亲、哥哥、姐姐以及照料她生活的博泰尔夫人一道，在伦敦同戴高乐会合。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48年2月6日为止。那天，戴高乐在安娜的墓前，说了这样一句概述其命运的话：“现在，她象其他人一样了。”毫无疑问，女儿的残疾对于戴高乐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此外，还要补上戴高乐的弟弟雅克这位最亲近他的人的不幸。1926年，年满34岁的雅克作为矿山工程师和三个孩子的父亲，患上了昏睡性脑炎。他逐渐地、不可治愈地瘫痪起来，直到痛苦得精疲力尽，只能长期卧床不起，仅仅靠神智在延续生命。戴高乐定期去探望雅克。后来，战争突然爆发。1942年，为了躲避德国警察对戴高乐家族所有成员的追捕，雅克被人背着，秘密地送到了瑞士，这多亏了“蛇头”网络——皮埃尔神父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帮助。雅克。戴高乐于1946年去世。据雅克的儿子贝尔纳所述，弟弟雅克的殉难比女儿安娜的残疾更使戴高乐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人们毕竟用温柔去关心安娜，使她获得了内心的欢乐。
人们可以估量，对戴高乐来说，日复一日地看到安娜的痛苦和残疾意味着什么。让·拉库迪尔收集了戴高乐的一位医生的证词。
“没有安娜，”戴高乐对这位医生私下说，“也许我不会做到我所做的一切。她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事。她给了我那么多的勇气……”
作为戴高乐在1948年的副官，克洛德·居伊在1948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对他提到了安娜临终前的状况，讲了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隐情。⒃
“这是一名女囚。在这个小生命身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和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假如安娜不曾生病。。。。。象她那样，那她就会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她对我们是那样的亲热！尽管安娜因身体状况而被人遗忘，但她会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当然，我清楚，曾经有过许多人比她更加有用，而且他们已经亡故了！然而，如果有上帝存在，那她就是一颗刚刚被上帝召唤过的、被解放了的灵魂。她将来是会有用的……她过去充当了我和她母亲之间的纽带，她将来会使我们继续在一起，在一个我和戴高乐夫人必须继续在一起的时刻，在国家的眼里，我听见……”
在后来写的一篇报告中，居伊还补充说：“我对他吐露的这番隐情话大吃一惊，以致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话。当晚，我问过我们谈话时在场的博纳瓦尔（戴高乐将军的另一名副官），他是否保留着与我同样的记忆。博纳瓦尔向我证实说，我听得没错。”
不管安娜在戴高乐的人生中起到何种秘密作用，假如没有安娜，没有这种痛苦，没有这种命运，那么戴高乐就不会是他现在这个模样。在戴高乐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篇讲话和每一个行动中，在戴高乐纳入20世纪的人生奇遇的每一个阶段中，必须觉察到这种秘密的动力。戴高乐毕生都隐藏这种动力。毫无疑问，对戴高乐来说，这种动力比一切都更加重要。
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
1932年春天，戴高乐了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常设总秘书处。他先是担任负责公文的“拟稿秘书”，然后在1933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校，领导负责起草战时国家组织法的第三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戴高乐在最高机构的水平上，了解一切关于法国防务体系前途问题的辩论，一切关于准备未来战争问题的卷宗。戴高乐亲自写道：“在1932年至1937年的14届政府期间，我在调研方面，在一切涉及到国家防务问题上参与了全部政治、技术和行政管理活动。”这样，他的视野已经进入了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事务。
在此期间，戴高乐是以他的方式，在他的领域里进入历史的。因为1934年，他发表了新著《建立职业军》。此次，他在一场关系到世界各大国利益、其主题极其重大的辩论中表了态。如果突然爆发未来的世界大战，那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样呢？戴高乐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法国必须做什么。当时，只是涉及到20世纪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以及法国军队的命运。不管是否陷入1940年的战争，戴高乐都会在这次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辩论里占有一席之地，并试图预言二战的进程。
归根结底，这场大辩论早在签订1919年条约之后就开始了。如同正常情况一样，在法国，是军队的主要统帅，那些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相继占有军队最高职位的统帅引导着这场大辩论。首先是贝当，他曾经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然后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即战争状态下的最高统帅，直至1931年为止；以及担任参谋长一职的比阿将军（直至1924年去世）和德贝内将军（直至1930年），他们都是贝当的门生，也可以说是贝当的“影子”。其次是魏刚，他于1931年接替贝当（贝当仍然担任政府国防顾问），担任防空总督察，并在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第三是甘默林，他从1935年起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然后担任其职务并兼最高统帅。因此，主要是贝当，以及魏刚，他们两人对法国军队实行最高权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在1918年战争胜利之后，问题是要知道，法国将要选择什么军事政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了思考，就其战争经验问题发表了长长的系列回忆录、“日记”、报道和论文。因为人们可以吸取不同的或者甚至自相矛盾的经验教训，而且当时的辩论会获得其全部意义。但不久后就作出了关于将一切由军官撰写的、关于战争历史或外国军队情况的出版物交国防部长办公室批准的决定，从而下达了停止辩论的禁令。这样，由于军事纪律的狭隘观念和军队最高层对维护其权威的日常考虑，导致了批评的局限性。政权本来会理解，最好是容许开始真正的讨论，但是，由于对军队主要统帅的威信留下深刻印象，它放弃了这种讨论。
可是，在杂志、书本上或者在最高军事学院的课堂上渐渐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学派。一派是对技术性的某种崇拜。这种崇拜被工业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的根本意义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从《火力计划》在堑壕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中获得启示，所以使那种的以人们看到的可怕的屠杀人类为根据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方法学的、科学的和几乎行政学的观念名誉扫地，从而得出下述结论：如果事先不通过大量使用一种用好的武器来摧毁敌人，那就不再采取任何进攻和占领任何土地。相反地，另一派想要从1918年的进攻中得到启示——这种进攻例子使许多军官重新产生了希望，希望恢复一种赋予人的主动行动、部队运动和演习以更加重要地位的战争。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当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的教授进行艰难对抗时，他站到了第二种学派一边。戴高乐属于下述这些人：在盟国和在德国，他们把阵地战看作是“对战略的否定”，因为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只会导致血腥的猛攻——人们从堑壕到堑壕，几乎只能向前推进几公里。但是，是不可避免地对武器演变实行惩罚，最终导致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人们只能通过新的技术革命，来摆脱这种状态。1918年使用坦克车，以及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