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政权同统帅部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问题。戴高乐肯定加进了这样的考虑：向他认识和尊重的知识分子指出，蔑视军人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就象通常军人对政治家的变化无常或软弱发出的抱怨往往是不正确一样。戴高乐忠于他历来捍卫的传统观念，写道：
“时而，国务活动家侵入统帅部的领域，并且专横地左右战略。时而，军人滥用其武力，损害公共权力。但是，在这对合作伙伴中，一人的胜利便是另一人的瘫痪。这样，平衡被打破了，秩序被践踏了，活力被压制了。从此，行动转向了不连贯。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毫无疑问，戴高乐是特地给《剑刃》补写《政治家和士兵》这最后一章的。这样，在《剑刃》前几章里所写的，那些浪漫、挑战的和颂扬主导个性的东西，就找到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结论。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想法处于极端思想的30年代初，戴高乐肯定不愿意充当一个将一切都从属于“统帅”、“有坚强性格的人”及其“威信”的哲学的支持者。
然而，伟大是第一位的。怎么能设想在国家缺乏伟大时，伟大能落到军队的头上呢？在戴高乐的历史观里，对抗是世界的动力，因此，他不可能设想一个不是以迎击暴力挑战为首要义务的国家。《政治家和士兵》这一章将会有同样的命运，对于政治家和士兵来说，赌注是相同的。在经过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之后，我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共和国及其军队》。此后，戴高乐对我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同对于军队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遭到失败，还是获得胜利。”
因此，戴高乐在这个刚刚出版《剑刃》的1932年春天，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贝当并未按照戴高乐希望的那样，为了使他担任高等军事学院教授而进行干预，也无意把他重新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现在不仅不再有相互接近和举行有意义的会见，而且产生了一种人为的不和。因此，人们可以根据某种迹象相信，戴高乐以贝当的门生自居，而贝当以戴高乐的善良保护者自居，当戴高乐的“老板”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某些传记作者把他们两人关系的结束，看作是被1940年战争悲剧拆散的“一对”的、不平常的命运。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事实上，戴高乐在贝当的第33部兵团里服役，先后当过士兵和少尉。是贝当签署了表彰戴高乐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功劳的嘉奖令。尽管贝当晋升法国元帅，但他自然对戴高乐这位年青军官——戴高乐从波兰带回来出色的评语，并且已经以其智力天赋而出名，特别是不属于与贝当对立的派别——保留着回忆，因为人们一致认为，贝当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因此，贝当认为，戴高乐是属于他的人。人们看到，出于博得戴高乐好感的考虑，贝当曾经进行过干预，把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的评语写得更好一些。他把戴高乐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担任较低的职务也罢。贝当总是注意使用他的人，以此来加强他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和在所有军事机构中的个人权威，所以他甚至请高等军事学院校长埃兰将军出面，举办三次讲演会，让戴高乐上台向学院师生发表讲演，并且亲自出席。正是这三篇讲演稿加以部分修改，才构成《剑刃》一书的主干。戴高乐讲演是在1927年春天。同年底，戴高乐在特雷夫参加了轻步兵营，当上了营长。后来，贝当将戴高乐引向中东地区国家工作，不再想到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他们两人彼此疏远了。再说，他们俩在一本书的问题上开始了小小的争吵。此书是一人应当为另一人的利益而捉笔，著作者问题便变成了赌注……
关于贝当支持戴高乐进入高等军事学院，直到1927年时为止的问题，人们是不会搞错的。戴高乐没有任何有用的社会关系，而且担心他的被俘经历变成其军人生涯的一个不利条件，所以对戴高乐来说，贝当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保护者。再说，贝当在军队内部，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影响的“老板”。他是法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换言之，是真正的统帅。贝当的威信只有霞飞和福熙元帅堪与相比，远远胜过其他一战时代的元帅。由于名声显著，贝当在政界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人们爱听他的意见，比其他任何顾问的意见都更加爱听得多。霞飞是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这是唯一的一次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战役的胜利，法国统帅部唯一获得的、一次对德国统帅部的无可争辩的胜利——但他暗中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暗示说，1914年，加里尼作为巴黎的军事长官，是那次导致马恩河战役胜利的军事演习的、真正的指挥官。更何况，至少在一部分公共舆论看来，霞飞经常参与一战初期的大屠杀。作为统帅，福熙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否定，但他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命运问题上曾经同克雷蒙梭进行过争吵——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比人们所说的小——使他背上了一个过分批评政权的军人的恶名。对比而言，贝当似乎是一个大多数法国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熟识的、更加亲切和更加接近军队生活的人物。他曾在步兵这个拥有无数农民的兵种里服役。作为驻守法国本土军队的军官，贝当曾经呆过好几个驻军——那里聚集过无数的新兵。贝当的晋升，其实不比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军官更慢，而是一种符合规定的、传统的军人生涯。确实，贝当有理由强调自动武器和现代炮兵的火力具有可怕的有效性，批评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要采取进攻的、过分乐观的支持者。这样，贝当获得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名，尽管这种独立思考多半损害过他的晋升，何况当时他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不过，在军队的领导层里，贝当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得人心。一旦在阵地上证明其具有毋容置疑的策略感，他就马上得到霞飞毫不犹豫的提拔，先后晋升为准将旅长、师长和兵团司令，其晋升速度是引人注目的。此后，1917年，尼维尔攻势遭到失败，给了贝当晋升法军东北前线司令的机会。人们知道，当时，贝当使观望占了上风，作为对那些不成功的主动行动——迄今为止，它们造成了无法忍受的和挫伤士气的失败——的反应；他还采取某些简单的、但立竿见影的实际措施来改善部队生活条件，从而为克服士气危机——1917年的哗变起源于此——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换了其他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决定，因为显而易见，首先必须恢复军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应当等待美国援军的到来，彻底改变法国战线上的力量对比。可是，贝当保持了在所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统帅中最人道、最合情合理、最接近士兵的统帅名声。此外，还要补充说，贝当比其他人更加获得政界的欣赏，而政界内部还受到那种在国家世俗性问题上进行激烈斗争的影响，总是对教会和君主主义者在军队里的影响表示怀疑。人们对福熙的忠诚没有提出置疑，但福熙的坦率直言使人生气。众所周知，福熙是一个修行的天主教徒。德卡斯泰尔诺将军战功赫赫本，当能是他晋升元帅，但他却变成了一名广泛代表教会右翼的保守派议员。相反地，贝当既不是父亲，也没有经过宗教结婚，而是过着一种人所共知的同居生活；后来他虽经民事结婚，但允许自己有几次心血来潮。不管怎样，贝当是得到左右翼一致尊敬的人。作为军队总参谋长，贝当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选任最高军队职务，而别的元帅则被分配一些次要任务。简言之，贝当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戴高乐是不可能想象有比贝当更加有效、更有影响的保护者了。但这是否必须说，戴高乐是一个对贝当无保留的赞赏者呢？肯定不是。人们看到，在对战争和领导军事行动问题进行思考的每个阶段，戴高乐都是优先考虑运动、主动行动、利用时势的问题。戴高乐的气质和推理，使他疏远了贝当所代表的审慎的、有步骤的和有限的策略，以致人们有时走到对此进行过分讽刺的地步。对此，在他们两人相遇的初期，无疑是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矛盾的。贝当尚且考虑霞飞和福熙的意见，以军队总参谋长的身份签署了1921年的“指示”，要求组织大部队练兵，以便不仅适应“战线连绵不断的情况，而且（适应）自由地区的演习”。但是，贝当同霞飞和福熙之间的分歧在加深，直到1927年下达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