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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饣砸导āＷ詈螅督崾铩沸鹗隽�1970年戴高乐将军之死，对传主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戴高乐传》史料新颖，内容详尽，考证严谨，结构合理，在戴传创作中独树一帜。首先，作者同传主有过直接的接触。他穷尽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在1964年出版《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创作，并且作为唯一同戴高乐本人进行过接触和谈话的戴传作家，在新著中首次发表了60年代戴高乐谈话的内容。其次，作者引用了最新档案。他在创作中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考证，引用了自从戴高乐逝世30年以来法国和世界发表的最新著作和史料，特别是利用了二战主要参战国首都巴黎、伦敦、华盛顿、柏林和莫斯科在90年代中解密的官方档案。第三，作者曾参与政界活动。他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出版的无数戴高乐研究成果的同时，作为重大事件的知情人，能够直接地或间接地运用第一手材料，使史料与史论相结合，因而使传记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因此，翻译出版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是一个正确的选题。
使译者感到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中法建交40周年前夕决定采用德拉戈尔斯先生所著《戴高乐传》的翻译选题，并准备在法国文化年（2004年10月——2005年7月）期间出版其中译本。毫无疑问，在此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出版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是一个译介最新西方学术名著和促进中国法兰西学研究的盛举，也是一个缅怀戴高乐将军、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和参加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的盛举。可以相信，此次出版《戴高乐传》中译本必将为参与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加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做出独特的贡献。
理所当然，法国戴高乐基金会重视和支持《戴高乐传》在中国的出版。2004年3月，德拉戈尔斯先生为中译本出版提供了几十幅有关戴高乐生平和活动的图片，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年1月访法期间，参观访问戴高乐基金会的照片，以及胡主席题写“伟人风范长存 中法友谊常青”的手迹照片。同年10月，在北京举办法国文化年之际，德拉戈尔斯偕夫人随戴高乐基金会代表团访华，参加了该基金会举办的“戴高乐将军生平展” （展览会上散发了一张印有戴传原著封面和中译本封面的特制画页），并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徳炎先生进行了亲切会见。回国后不久，德拉戈尔斯还迅速寄来了戴高乐基金会主席盖纳先生所写的中译本序言。这种对出版《戴高乐传》中译本的关心和支持，是非常感人之深的。
与此同时，中法友好知名人士也对出版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新著《戴高乐传》，表示重视和赞赏。作为破例，此次中译本将要收入其中四位所写的序言。他们是两位法国人士和两位中国人士：戴高乐的亲密战友和法国前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先生，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和现任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和现任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蔡方柏同志。四位友好人士欣然撰写中译本序言，表达了中法两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戴高乐情结”，将为中译本出版增添异彩，并成为中法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挚友和忠实译者，我以作者和译者的双重名义，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作为译者，谨向中译本读者做两点必要的说明。其一，就作者而言，德拉戈尔斯先生于去年10月访华后不久，在巴黎病逝。可以说，他是为了写戴高乐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在此，对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未能亲眼看到中译本的出版表示莫大的遗憾。其二，就译者而言，在不到两年半的业余时间里，赶译德拉戈尔斯的煌煌巨著《戴高乐传》，无论从正确处理时间与精力、译作速度与质量、直译与意译、专业知识与语言技能、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看，都是一次重大挑战。两年多来，虽竭尽全力，三易其稿，但因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还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因此，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曹松豪
2005年1月，写于北京嘉桐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那是19世纪。1890年，萨迪·卡尔诺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是历届政府不稳定的时期。当时，德·弗雷西内先生第四次出任政府总理，将要执政一年零十一个月，而在他接任之前是持续十三个月的第二届迪拉尔政府，在他卸任之后则是持续九个月的卢贝内阁。在德国，军队增加了1万8千人，人们撤消了俾斯麦时期采取的、禁止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措施，于是这些组织马上在工人阶级中间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在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边界上，阿希纳尔中校在镇压非洲部落酋长阿马杜的抵抗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一些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在科多努登陆，迫使达荷美国王重新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尽管他想要摆脱法国的保护。在法国北方的加莱，花边厂工人开始罢工，因为长期以来花边工业的产品销路不好。在巴黎，7月14日，有一家八口人因贫困而自杀。在美国，第一次用电刑处决了一名叫凯默勒的死刑犯——《画报》杂志写道，电刑，“这是一个为了时局而被发明的词”。在印第安人首领布尔死于一次埋伏之后，联邦军队不得不应对黑脚西鸟人的一个部落的造反……
是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在里尔市公主街9号，外祖母家的一所房子里诞生。翌日，11月23日，夏尔在其街区的教堂——加尔默罗会的圣安德烈教堂里受洗。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在1886年娶了让娜·马约－德拉诺瓦为妻。作为夏尔的母亲，马约－德拉诺瓦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位嫁给里尔天主教学院的教授居斯塔夫·德科尔比，姨父德科尔比被选来当夏尔的教父。而马约－德拉诺瓦的一位兄弟娶了吕西·德鲁莱－马约为妻，舅母德鲁莱－马约则被选来当夏尔的教母。
戴高乐家族的家谱是经夏尔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编修的，并经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誊写下来。而夏尔本人也审慎地承认，戴高乐家族的名字在若干个世纪里有过不同的拼法，由此也许产生了对家族血统问题不确定的看法。①但不管怎样，我们知道，1210年，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将埃耳伯夫的一块领地赐予了里查尔·戴高乐。历史档案告诉我们，此后的近两个世纪，1406年，“奥尔良总督、勇敢的骑士梅西尔·让·戴高乐”奉命“率一支弓弩手部队和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横渡塞纳河，“以便占据夏朗东”。此后7年，1413年，梅西尔·让被授予重任，守卫当时遭到勃艮第公爵威胁的圣德尼门。关于梅西尔·让的命运，圣马洛中学教员帕特里先生提供过新的情况，并于1946年写信告诉过夏尔·戴高乐本人。克洛德·莫里亚克保存此信，并将信的内容通报让·拉库迪尔，供拉库迪尔撰写长篇戴高乐传记之用。帕特里先生向我们披露说：“梅西尔·让·戴高乐是阿尔马涅克的首领之一，他在阿赞库尔作战。”②这样，帕特里证实了《查里六世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戈德弗瓦德的叙述：让·戴高乐奉命“将当时业已参战的英国弓箭手驱散”，尽管有人强烈劝阻他不要进行这场不幸的战役。当亨利五世的英国军队逼近时，让·戴高乐指挥了维尔的抵抗斗争。这次抵抗一直持续到1418年，抵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达到如帕特里先生所述，维尔地区的抵抗战士取名为“戴高乐连的地步”。此后，由于让·戴高乐拒绝为英国国王效劳，封地遭到充公，他就到勃艮第去定居。
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相当认真地查明，这本戴高乐家谱是同此后用很长时间，先后在勃艮第和弗兰德找到的家谱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发现，在这些家谱中有一个名叫吉拉尔·戴高乐的人，他在1465年的历史档案中出现；有一个叫让·高乐的人，他担任居伊塞尔的医院院长；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戴高乐的人，他在1584年当上城市首领兼领主，并获准在萨纳河畔修建一座磨坊。于是，不管怎样，由于出现另一个尼古拉·戴高乐，戴高乐家族的家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尼古拉任第戎法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