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肯定是苛求的、被普遍认为是严厉的长官。但是，一旦结束指挥期，戴高乐就马上希望到高等军事学院去教书，或者回到贝当身边工作。戴高乐被调到了叙利亚。与其说他热情地接受这个分配，到不如说他逆来顺受。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没有表示希望去叙利亚。从军人生涯开始以来，甚至从成年以来，戴高乐想要献身于捍卫法兰西。是昔日的、现在的或者未来的欧洲战争使戴高乐满腔热情；显然，对他来说，所有的赌注都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眼下，从戴高乐的工作调动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他同伊冯少校一道，撰写了一部关于法国驻中东国家部队1916年至1930年期间开展行动的、非常讲事实的历史，并于1931年8月发表。但实际上，在叙利亚工作是一次经历新经验的机会，特别是一次当时相当罕见的、接近这个世界一角命运的机会。驻中东国家部队司令迪·格朗吕将军任命戴高乐为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局长，即情报局和行动局的局长。戴高乐住在贝鲁特，穿梭于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供职地点。当戴高乐采取主动行动，发现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来不及形成其看法时，他不太审慎地触犯了地方军事当局。显然，由此产生了从这封1930年6月来信中可以找到的矛盾。
“中东地区是个包括宗教、军队、帝国、商品在内的一切都要经过的、并非毫无变化的交通要道。我们在这里，已经驻守十年之久了。我的印象是我们没有深入进去，我们感到当地的人就象从前一样陌生（反之亦然）。确实，为了行动，我们在这个国家通过了最坏的制度，换言之，挑动当地人自我反抗，哪怕怂恿他们也罢。与此同时，人们在这里从未完成过任何成就，没有尼罗河的运河，没有帕尔米尔的引水渠，没有罗马的道路，没有油橄榄种植地——而没有约束。在我看来，我们的命运是完成这些事情，或者说从这里开始工作。也许怀疑派会加上第三种解决方法，换言之，继续今天的探索。因为时间在这里无足轻重，因为象桥梁和房子这样的建筑物，很容易找到继续歪着、歪上若干个世纪的办法。有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单身汉——非常理解叙利亚，并且‘懂得在那里做什么’。这就是卡特鲁上校。所以，他就离开了。”
自从这封信公开发表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信里面的矛盾。因为，暗示只有实行权威才能使近东社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与同时把卡特鲁当作唯一理解该地区问题的人来加以欢迎，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卡特鲁恰恰是最好地代表那种旨在民众内部激起争取解放、进步、逐步地掌握其自身命运意愿的政策的人。但是，就象矛盾一样，这里正在出现一些反应，即一位观察家的反应，他虽不是专家，但已经对其耳听目睹的事情发生兴趣的。戴高乐观察着一个看来几乎停滞不前、但在过去曾经接受过那么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旨在改革的的援助的国家，看到一个没有远大计划和不大明确其意愿的委任统治地机构。戴高乐也听说，卡特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是独自一人——在必须做什么的问题上有一种新颖的和连贯的观念；卡特鲁的思想观点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反响；但是，他也遭到了当地行政机构信奉的有限的保守主义的反对，而这个行政机构并未从法国政府那里接受过明确的政治推动，并且出于本能，怀疑那些届时能对委任统治提出置疑的新事。归根结底，是这种保守主义使戴高乐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不加区别地把保守主义归咎于民众的麻木不仁和行政机构的惰性，只是表现了他对这种缺乏进步、变化和前途感的状况的急躁情绪。这是一种在戴高乐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和气质的反应。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反应。戴高乐暗示说，如果人们毫无作为，那就会有同样多的人“离开这里”。这肯定不是一种平常的反应。当时，崇拜法兰西帝国达到了顶点，并在两年后通过在巴黎举办殖民地展览的盛况，达到了鼎盛时期。人们至少可以说，戴高乐不是因此而调到那里去的。他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是预料到，由于在中东地区没有做那种应该做的事，最好是“一走了之”。换言之，戴高乐并不认为，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方面，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存在对法国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
可是，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短暂逗留，并不仅仅给他留下这些反应。1931年7月，戴高乐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机会里，突然披露了他从此次逗留中得出的结论。当时，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举行发奖学金的仪式，耶稣会会士作为大学主人，邀请了法国高级专员出席。由于军衔最高的人拒绝发表讲话，戴高乐便奉命代表法国高级专员讲话。诗人、文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对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写道：“当时，所有的沉闷空气都暂时消失了。我们听到了那些在每分钟里都得到发明的、罕见的新思想。由戴高乐操纵的语言机器上升到偶然和便利之上，广泛地开辟了自由意志的领域，以及那种能够改变历史伟大力量的、人类能力的领域。”⑩为了在象让·拉库迪尔这样的出版者那里，毫无疑问，在所有戴高乐与之谈话的人那里，造成这样的冲击，他必须特别地同常用的套话实行决裂。因此，戴高乐选择了同黎巴嫩青年进行对话，谈论黎巴嫩青年的前途问题。
“献身于公益事业，”戴高乐说，“这是必要的，因为重建国家的时刻已经来到。对你们黎巴嫩青年来说，这项伟大的义务恰恰具有一种立即的和急迫的意义，因为这是你们必须建设的祖国。在这片神奇而富有历史底蕴的土地上，建设国家的重任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依靠大山这些坚强后盾，通过大海同西方国家的活动相连，并得到法兰西智慧和力量的帮助。这就是说，不仅要分享国家的职位，实行其职责，而且要向国家奉献这种高尚的人生，这种心灵的力量，否则，国家机构就会空空如也。你们必须树立和培养公共精神，换言之，人人都自愿服从于全局，这是政府实行权威、法院实行真正的公正、街道井然有序、公务员自觉工作的必要条件。没有牺牲，就没有国家。再说，黎巴嫩国家是从许许多多的牺牲中诞生的……是的，黎巴嫩的青年，明天将从这里毕业出去，准备完成国家的任务。沿着他们的父辈（其中有黎巴嫩共和国总统，我们首先要向他致敬）的足迹前进，决心执行纪律和发扬无私精神，通过一切心灵之路同法兰西相连，这样做的精英就将是一国人民——从此，它承担着自由的重大义务——的中流砥柱。”
这里的一切都会使那些聆听戴高乐讲话的人感到震撼。甚至戴高乐使用了“祖国”、“公共精神”、“国家”、“国家的任务”、“自由”等词汇，乃至同法兰西的关系这些被确定为应是“精神和心灵”的联系等，每个词都无不具有其爆炸性的词义。不过，事隔多年来看，没有任何字句只是显得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形式上是大度的，内容上是合理的。但是，人们不能搞错这个问题。当时，这种语言不是人们在法国的委托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法兰西帝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在世界上任何一块欧洲殖民地里使用的语言。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逗留即将结束，并从中汲取了教益。对戴高乐来说，在那里有着数国人民，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前途；当然，这些国家与法国人民不同，因此，它们有着与法国人民不同的命运；简言之，法兰西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存在。当时，这种思想在军队中并未占主导地位，远未如此，甚至在行政机构中也不是如此。
但是，这种情况却未能使迪·格朗吕将军在戴高乐即将动身返回法兰西的时刻，放弃对这位部下的赞不绝口。格朗吕在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评语中写道：“两年来，我可以赞赏戴高乐作为我的参谋部第三局局长的工作。对于他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拥有的全部品质，我不断地有一种与赞赏交织在一起的敬佩之情……迅速地把他推进到一个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不辜负众望的高级岗位，对于他的武器和整个军队来说，是有所裨益的，他将是一名优秀的军官。”然而，当戴高乐结束其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