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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戴高乐不仅如此。在戴高乐眼里，他用以反对高等军事学院任课教授的那些观点则是基本的。为此，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的长文，发表于1925年3月。这是对人们想要给戴高乐教训的一个无情的讽刺。
“法国的军事思想，”戴高乐写道，“对于承认战争行动具有其应有的、基本上先验的特点表示反感。它不断地致力于建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会使它先验地指导行动——至少如此——设计行动方式，而不考虑应当成为行动基础的时势。它永远试图获得那种事先了解的常数的概念。而就每个具体行动而言，必须从偶然的和多变的事实中得出这种概念。”
然而，戴高乐走得更远。他指责那种说到底，法国统帅部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事件的冲击下被迫采取的、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承认、并始终得到尊重的学说。贝当一开始就为这种学说进行过辩护，在20年代中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代表了这种学说。
“要善于清除这样一种理论，”戴高乐写道，“这种理论从火力发挥威力、地形形式对战斗效果产生主要影响这一实际的和具体的基础出发，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推断来得出一些排他性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切情况下，从唯一的地形研究中最后确定那种适合于采取行动的地点……必须克服的，就是地形……这样，人们就会习惯于不再确定其他的方向和选择其他的目标，而是只确定和选择由最高层方面在执着地撇开所有的变数不谈——首先是撇开敌人不谈——时所指明的方向和目标。”
这样，当戴高乐只有35岁和还是上尉军阶时，他就选择了一条永远进行战略思考的道路。戴高乐在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和正规的军人生涯的阶段里，已经在战争学说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立场，而法国军队应当从其立场中获得启示。恰恰相反，这里是毫无平常和平庸之处。此时，戴高乐已经跨越了即将使他在军队中独树一帜，并在不久后反对他所属的军队高层的第一步——归根结底，这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
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4局。这不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职位。可是，戴高乐利用这个职位，发表了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了关于那些与高等军事学院教官观点对立的问题的文章《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贝当读过戴高乐文章，从表面上看是欣赏这篇文章的风格，并通过其参谋部告诉他，希望调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写一部关于军事史的著作。这是一种不难争取到的、讨人欢喜的调动，因为贝当当时在法国军队中权顷一时，至少是到30年代中期仍然如此。
因此，戴高乐返回了巴黎的住所“德塞街心公园14号”。1924年5月15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在那里诞生。于是，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文学欲望出现了新的信号。戴高乐写过一些诗篇——其中有些诗篇，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经手，发表在《书信、文稿和记事》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戴高乐在其女儿诞生、感到激动的时刻写就的。
“当有一天，人们迟早都要死去时，
当人们多少经历过生活、痛苦和爱情时，
人们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儿女，
以及将要进行播种努力的田地。”
另一首诗，无疑是戴高乐在美因茨逗留时得到灵感的。
“莱茵河，忧郁地见证着你永久的警报
给明媚的两岸穿上一件无限的丧服
你翻卷着浪潮，永远准备接受人们的泪花
编织着迷雾，作为其他死者的遮尸布。”
当戴高乐业已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和关于他的战争观念的发人深省的文章时，甚至当他正在致力于撰写贝当提议他写的军事历史著作时，他找时间来进行其他的文学练习。戴高乐写了一部无人认为是上乘之作的短剧《泰雷马克》，以及一篇题为《火炬》的历史性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有三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名被召唤去加入大革命军队的、旧制度的士兵，一名公元2年的志愿者古瓦涅上尉——他的回忆是关于帝国军队历史问题的、最著名的证词之一——以及未来的元帅康罗贝尔。通过他们的对话，人们看到了那种将这三个人物——他们象征着法国军队历史的连续性——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联系。但对话的风格只是使人们远远地联想到埃德蒙·罗斯唐的风格。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摆脱他的文学爱好。在这20年代末，戴高乐在个人记事本里，大量地引证过他所偏爱的作家的语录，例如，曾经启示过他的青少年的巴雷斯和比夏利，作为拉丁语和法语传统文学的楷模塔西特和波絮埃，他最熟悉的德国作家歌德，他显然喜爱其格言的拉布吕埃尔和沃弗纳尔格，以及他经常引证、以致后来引起其传记作家注意的凡尔兰。戴高乐抄写了凡尔兰的诗句：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不断地哭泣，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为你的青春哭泣！”
戴高乐是否会想到，他已经虚度了他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戴高乐更多地感到，他的生命之河在流逝，但他却还没有机会去完成其梦寐以求的大业？在此期间，他还必须继续思考当代的战略和军事问题。1925年3月1日，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文章。这是一个被时事强加于人的课题。在签订和约的第二天，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之后，法国政府根据一战的教训，建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国家防御状况的委员会。霞飞元帅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福熙的支持下，霞飞主张建立设防阵地，这些设防阵地不仅要在必须应对一次类似1914年攻势的进攻情况下组成防御性堡垒，而且要组成一些在东北前线供军队演习的支点。贝当反对霞飞的观点，他历来关注对火力威力第一的长期研究，公开表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历史学家应当看到，这场辩论不大吸引政界和报界的注意，这里且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圈子当时有意转移视线，不讨论任何军事问题。至于军队的干部，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公开地表达意见。
不过，事隔多年，人们就能更好地估量到，这个赌注具有多么关键的意义。在霞飞和福熙的观念中，那些设防的要塞应当在政府和统帅部的国防负责人将来通过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中发挥作用。理所当然，霞飞和福熙受到过从1914年底稳固法国防线到1918年大进攻期间的经验所表明的、防御体系威力的影响。但他们假设，其他的军事威力组成部分也应发挥作用。对于霞飞和福熙来说，工事实际上是实行战略的基本因素之一。贝当的选择则完全不同。就定义而言，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必须绝对禁止任何敌人的渗透。而建立这种防线本身就足于达到目的，丝毫不意味着进行任何军队演习。归根结蒂，贝当主张的防线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的体系。它象征着一种战略选择，即进行一种完全以保卫领土为轴心的、全面的和长期的防御……
不过，在戴高乐发表《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一文时，人们正在就辩论作出决断。无论在历届政府中，还是在法国军事机构中，贝当的份量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人们知道；贝当的选择是什么。人们可以预见到，这是其中大多数对贝当无限尊敬的政治家的选择。不管怎样，班勒万这位曾在1917年担任数月总理、1925年重新担任总理和始终关注防务问题的人物，在1926年和1928年期间，曾在普安卡雷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他是支持贝当的选择并使之占上风的。1929年1月制定了建造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的纲领，议会两院在同年12月，以一项关于边界工事的法律的形式，通过了这项纲领法。当时是马其诺实行这一纲领，他用自己的名字，为这条在数年后建造的“战线”取名为马其诺防线。
戴高乐在1925年3月1日发表的文章里提议的选择却不是这样。他的思考与那些在上述纲领法启示下的思考彻底不同。戴高乐在文章中特地不赋予工事技术问题以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