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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戴高乐还追忆起那种在炮火下经历的考验：
“几千门大炮不慌不忙地、不停地开炮，长达几天几夜。大炮时时刻刻，校正着失常的射击，由观察员部队用望远镜、飞机和气球来随时加以纠正；炸平那些堑壕和交通壕；炸碎那些铁丝；炸垮掩体里的机关枪；炸得防空洞塌下来，压到那些躲在洞中的步兵；炸得守卫者孤立无援，使每人躲在自己的藏身洞里，单独一人，孤苦伶仃，那些头头没有命令，没有情报，没有本部队的行动，那些士兵变得昏头昏脑，成了惊弓之鸟，神经紧张、直至号啕大哭，这些人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精神都崩溃了。”
戴高乐没能亲身经历过那些在1917年曾使法军发生动摇的混乱，但他却把它看作是一种对他描绘过的那些考验的、痛苦而必然的继续。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某些部队后来力不能支了，”戴高乐在第一次演讲会上说。“以我的一孔之见，这种衰弱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士气的低落，而士气低落又来自可悲的战争经历。我向你们保证，作为其工具的步兵在这些战争经验中，达到了绝望的谷底。每次战斗，步兵都夹在死亡的真实性——离出发的堑壕10米远的地方白白送死——同对懦弱的指责——过于神经质的和不报幻想的统帅部立即大肆进行指责——之间，如果这些损失被认为不够，不足于使人们能用这些死亡，向上级机关进行补偿的话。”。
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二次演讲，题为《论战争的高级领导》。这篇演讲讲过多次，讨论了关于政府和统帅部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正如这种分担在战前得到设想，并先后在1915年和1916年底进行过修改变那样。对戴高乐本人来说，这篇讲演稿说明了他的性格和他的思考。只要把这篇讲演稿同戴高乐当战俘之前寄给父母的信件加以比较，就能看到这点。人们看到，戴高乐还象无数战士那样，对那些声称主管战争事务的议员的、猜想中的无能和行动的无序表示抱怨。他批击白里安，即使说不应当取而代之也罢。他猛烈地抨击萨洛尼克的远征没有看到在东线采取大规模行动会提供的战略机遇——因为他看到盟军努力的分散，人们本应更好地将这种努力集中在法国前线，就象所有在法国前线的人，从总司令直到最卑微的士兵当时所想的那样。不过，戴高乐是本着另一种精神，来起草他的第二篇讲演稿的。
首先，戴高乐严肃地阐明，必须在应由政府负责指挥战争同只由统帅部负责指挥战争行动之间划清界限，这是当务之急。但是，政治权力为了进行自己的选择，需要一名处于其政权一级、职权扩大到全部战争问题的军事顾问。在1914年之前设想的制度将备战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军队参谋总长的手中，同时使参谋总长担任战时最高统帅，在东北前线指挥法国军队。因此，政府将只有一名军事顾问来全面指挥战争，但这名军事顾问同时也负责指挥战争行动。后来，霞飞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过分重大的和过分复杂的角色，但不久后，看来预定的组织是不完善的，任务是混为一谈的，角色的分配是不合乎逻辑的。相反地，戴高乐在信函中乐意对议会的骚动表示蔑视，他写道：
“法国的政治机构在战争初期的重大危机阶段里中断活动，那时，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都落到军事统帅身上，而一旦危机高潮过去，形势恢复正常，政治机构的活动就马上逐步恢复。议会两院重新开会，开始实行其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尤其是，众议院的军队委员会、特别是参议院的军队委员会努力做到，卓有成效地和尽量最有益地实行议会监督。不久后，这些军队委员会和议会两院通过事实觉察到，政府在全面指挥战争中是有不足之处的；它们专注于追击政府，敦促政府承担或采取它职权范围内应承担或采取的责任和决定；十分经常地向政府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人们看到，戴高乐对战时议会机构工作的赞扬是罕见的。
至于白里安，戴高乐阐述说，他是从战争开始以来，对权力组织进行第一次重大改革的执行者。白里安安排加利尼将军任国防部长，海军上将拉卡茨任海军部长，同时给自己配备了那些为指挥战争所需要的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他安排霞飞为军事行动负责人；但由于萨洛尼克的远征开始，在国外开辟了新的战线，白里安任命霞飞为指挥所有军事战线的法军总司令；此外还设立一个参与各条战线指挥的盟军军事委员会。戴高乐看到，这是一个进步，但不久后，这个进步就显得不够了。其原因在于，首先，国防部长不断地遭到其职位所处的政治奴役状态的干扰，特别被迫列席议会两院，因此他受到阻碍，无法履行其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其次，戴高乐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赋予同一个人在好几条战线上同时指挥作战的任务，是缺乏原则的事情”。尽管霞飞被东北战线统帅部的事务缠身，但他始终作为指挥东线的后备人选，而盟国政府，特别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在其战略中给霞飞保留了一个重大角色。不管怎样，还是白里安在1917年初建立了一个战时内阁，其中利奥泰本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将担任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各条战线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在东北前线，是尼韦尔任总司令。之所以选择他，显然是因为他在凡尔登战役的第二阶段发挥了作用，即夺回了以前被敌人占领的阵地，以致霞飞说，如果要指定一位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那他就会回答说：“尼韦尔，幸亏他得到了芒让的增援。”人们知道，霞飞对人们赋予他的新职感到不满意，所以他离开法军统帅部，白里安的继任者里博在尼韦尔发动的攻势遭挫之后，解除了尼韦尔的职务，并用贝当来取而代之。此后，参谋总长福熙理所当然地成为负责指挥战争的政府军事顾问。
当时，甚至在东线问题上，戴高乐也不改变自己的判断。无疑，他还没有从因戈尔施塔特要塞看到，东线这个战争舞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对比较薄弱的敌手奥匈帝国采取进攻战略是有可能的；在那里，其他的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都会来接替塞尔维亚；在那里，人们可以向一部分开始动摇的俄国军队伸手表示欢迎。至少，戴高乐承认，东线是一个阵地，以此身份在盟军战略中占有一席之地。戴高乐在追述那些旨在结束达尔达内尔行动——这是一个不幸的行动，但如能成功，那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和萨洛尼克的远征决定时，写道：
“人们可以不赞成这些措施，但人们认为应当承认，政府想要在东线采取行动，并在那里采取了行动。即使行动犯有错误，它也总是产生效果。”
对戴高乐来说，被俘是一种考验，他已在这种考验中提前做了事关他将来前途的事。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中，通过对政府和统帅部的责任的分析，预示着他将来在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所说的德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所写的法国军事史这一章。这些也是《剑刃》一书的主题，尤其是人们所写的从中看到的、收进其个人札记的这篇文章：《关于威望的分析》。但戴高乐现在准备的主要是未来，正如他的个人文稿和他在伍尔伯格发表的最后几次讲演所见证的那样。
“显然，”戴高乐写道，“由于屈从于牺牲的重负，受到彼此全面破坏的威胁，以及被饥荒和饥荒带来的一切社会动乱所窥视，古老欧洲的各国人民将来最终要签定和约——各国活动家将称之为协议和平！事实上，这将是一种精疲力尽的和平。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感到，这种和平只是一块肮脏的遮盖布，被盖在那些没有满足的野心、比以往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没有熄灭的民族愤怒上面。”
对于戴高乐来说，未来肯定就是参与那些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就是备战。他预感到，战争将会重返法兰西，但这次，他要在战争中扮演一种角色，一种早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角色。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
1919年1月25日，正在圣梅克桑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