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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稍不谨慎地从镇子中间穿过去。这样就足于使他们遭到发现和逮捕。于是，由于此次经验，戴高乐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重新越狱。
1917年6月，戴高乐要求转移别处，所以被送到弗兰科尼的罗森贝格要塞，这个要塞两面是墙，两面是沟，特别是它耸立在峭壁顶上，所以必须从峭壁上下来，但又无法量出峭壁的高度。因此，戴高乐同他的三位新同谋者——普吕沃斯特、特里斯塔尼和安戈一道，制作了一根30米长的绳梯。德·蒙泰迪上尉同他们会合。10月15日晚，他们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分两个阶段滑下来，因为他们在峭壁上难于找到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能使他们先落脚，然后再往下面抛绳子。戴高乐笨手笨脚，抓不住光滑的绳子，要靠别人帮忙。经过十天的行军，戴高乐和特里斯塔尼想要到一个鸽棚里休息，但他们动作的声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又被抓住了。这时，甚至就在普吕沃斯特和安戈也被抓获之前，戴高乐他们就已决定立即尝试一次新的越狱行动。他们锯断宿舍的栏杆，重新穿上平民服装，甚至贴上胡子和戴上眼镜，然后混在军营的德国职员中间，急匆匆地赶往车站，去乘埃克斯－拉沙佩尔的火车。于是，戴高乐他们乘车来到荷兰边境附近。但火车只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才开，他们在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可疑。所以，在他们最后可以登车时，遭到了逮捕。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
在被抓的时刻，戴高乐严厉而粗暴地对待德国宪兵，所以他受到战争委员会审讯，除了因最后两次越狱尝试而遭到的严格禁闭之外，还被判处了两周监禁。戴高乐被迫忍受了一种严厉的作息制度，此后只是在4月10日才结束监禁生活。对此，他本人是这样简述的：“窗户用护窗板关着，屋里没有亮光，实行特殊的饮食制度，没有任何可供阅读和写作的东西，每天只能在100平米的院子里散步半小时。”可是，由于一名越狱的法国军官在被抓获时打死，德国当局害怕被指控践踏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关闭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并将那些越狱的累犯分到了好几个战俘营里。戴高乐先后被送到普林茨·卡尔要塞和巴伐利亚的伍尔伯格要塞。他隐约地看到了新的越狱可能性，便恢复了信心，并同他母亲通信，要求她邮寄一些便于改成平民衣服的、“美丽女园丁牌的上装和裤子”。6月，戴高乐进行了新的尝试。从表面上看，他是在一个德国士官的看守下被转到别地，实际上这个身穿敌军制服的梅耶中尉是戴高乐的同谋者。他们俩都穿着平民服装，在去纽伦堡的路上走了一半，然后将在纽伦堡乘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当他们遇上一支宪兵巡逻队时，他们不能出示自己的证件……
戴高乐在被押回伍尔伯格之后，就想立即越狱。7月7日，他钻进一个装满脏衣服的大筐——人们将要把这个大筐运到附近的韦森堡市。戴高乐穿着平民衣服，步行，最后到达纽伦堡。但是，当戴高乐登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时，他患了重感冒，并被一些突然检查他车厢包间的德国宪兵抓获，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戴高乐的战友费尔迪南·普莱西回收了他的“美丽的女园丁牌”的整套西装，但他放弃了参加由普莱西和其他三位战友准备的最后一次越狱尝试。按照戴高乐的看法，这最后一次尝试毫无成功的运气。
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戴高乐决定作出最后一个挑战举动：通过“负责法国在德国利益”的西班牙大使，要求执行因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越狱而被判处的两周徒刑。于是，他被送到帕索军事监狱，“同德国囚犯——杀人犯、逃兵、小偷等混杂地关在一起”，并在马德堡的沙诺尔要塞结束他的监禁生活。最后，戴高乐在伍尔伯格获悉，德国提出了停战要求。11月底，戴高乐得到了释放，12月1日抵达瑞士边境，2日经过日内瓦，3日抵达里昂，在绕道巴黎之后，便到了拉里热里的家宅。戴高乐的父亲把儿女们聚集起来，首先是聚集了他的四个儿子。有一张照片向我们显示，这四个儿子都穿着军服，佩戴着战争十字勋章，而戴高乐不仅佩戴战争十字勋章，而且佩戴三次嘉奖的证章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
在这些战俘岁月里，戴高乐孜孜不倦地进行思考，反复思考他被俘的痛苦，以及他被历史进程抛弃、被拒绝参与历史进程和陷入不可容忍的无为状态这种绝望情绪。1917年12月19日，戴高乐是这样写信给他母亲的：
“此时此刻，有一种痛苦——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结束，而且我想以后永远不再会遭受这样深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地压迫着我。当人们从头到脚都是长来进行活动时，在我们正在经历时光时，我却是那样无可挽回地和彻底地无用；而且，我的无用是在现在所处的、人们可以设想的、对一个男子汉和士兵来说最残酷的境况下的无用！母亲，请原谅我向您表明这种弱点和向您抱怨。”
1918年9月1日，戴高乐还写道：
“我是一个活死人。有一天，我在某家报纸上读到用‘鬼魂’的形容词来形容返回法兰西的战俘，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正确而可悲……为了工作，必须有一个目标。可是，我还能有什么目标？我的生涯啊，您将会对我说些什么？然而，如果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直至战争结束时为止，那么我是否还留在军队里呢？……对于那些与我岁数相同、有某种雄心的军官来说，为了在军人生涯里有某种前途，就必须拥有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曾经打过仗，以及随着战争形式的改变，学会了判断战争，形成对战争的判断，锤炼其性格和树立其权威。从军事观点来看，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也不过是一个鬼魂而已。”
最后，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戴高乐在11月1日对母亲写道：
“我同您一起，感到无比的欢乐……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除了这种欢乐之外，还夹杂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即没有更好地参与战斗。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不管这一生是长是短——中，这种遗憾将永远不再离开我。”
消除内心痛苦的良药，戴高乐是从拼命做事——不知疲倦地进行研究、阅读、写作和思考中找到的。关于他被俘生活的文稿证明，他对诸多的历史事件怀有一种取之不竭的好奇心。人们有时把这看作是他对文学永恒爱好的突然重新出现。这样，他誊抄诗句，阅读左拉的《家常琐事》，保罗·布尔热的《世界主义》。他详细地介绍了德国军事作家伯恩哈迪的代表作。不管怎样，这篇报告通过冷静的概述，表现了戴高乐对伯恩哈迪赞扬各国领导人应当实行的暴力、战争和不道德、指挥战争无度一事的某种厌恶，仿佛他早已想到后来要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对“中央帝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似的。不过，戴高乐是对当前这场战争进行了最长时间的思考的。这是他进行两次讲演的主题，其全部内容占了他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书信、文稿和记事》第一卷的84页。这里，戴高乐将他的目光放到战争的特点、在法国指挥战争、战时在政府和统帅部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当戴高乐从他被囚禁过的因戈尔施塔特要塞深处，凝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揭开20世纪历史序幕的重大事件时，他已经成为一战问题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尽管这场冲突远未结束，尚未显示出坦克和飞机在其最后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一名26岁的上尉，戴高乐在比他年岁更大和军阶更高的许多军官面前发表意见。但人们收集到的证词表明，戴高乐的权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它有时引起某种讽刺，因为他在讲演中表现了军事科学知识、分析能力和批评精神。
戴高乐在第一次讲演——这篇书面讲演题为《论战争》——中，首先提及战争的第一阶段，冲突双方都试图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使其决定获得成功。然后，戴高乐写道：“一方面，我军炮兵弹药几乎全部匮乏，另一方面，德军统帅部和部队因溃败而引起混乱，这两个方面阻碍着冲突双方在全线重开正面攻势。”他还补充说，这同样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海上行动”和伊塞战役中尝试进行的迂回和包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由此看来，戴高乐重视两大统帅部发动一场运动战的意愿，因为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