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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我没有回头的习惯……”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贝当的回答也不如后来那样有名，甚至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青学生毫不知晓。再说，当人们知道，贝当还是个单身汉时，毫不尊重宗教道德时，还被视为“共和主义者”⒄时，上述回答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写过任何报告或书信，暗示他想要当贝当的部下，也未写过关于他同贝当第一次会见的任何东西。人们只是知道，戴高乐按惯例给指挥第33步兵团的这位上校写信。理所当然，写信的目的是要表示，他感到在上校靡下“服役有多么荣幸”，而上校的复信也是同样的基调。人们也知道，戴高乐在抵达第33团时受到了贝当的接见，他只是获得贝当的几句话，表示把他安排到第6连和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是贝当为自己定下的规矩。
因此，戴高乐和贝当在此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了。确实，认识的时间不长，因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阿腊斯，去指挥一个旅。他对戴高乐中尉——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中尉军阶——写下了深表赞许的评语。⒅在当年上半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时，在211名毕业生里排为第13名，他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位具有真正价值的、赋予前途以最美好希望的军官。他全身心地从事其教官职务。就巴尔干半岛战争原因作了一个精彩的讲演。”在下半年，戴高乐“非常聪明，爱岗敬业。很好地带领他的排参加演习。对所有的赞扬都当之无愧。”但这是一种专业方面的判断，它与戴高乐过去在圣西尔军校得到的赞扬，他的上司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的赞扬相符，所以毫无特别之处。因此，贝当和戴高乐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制性质的关系，是一个年已花甲的、疏远而冷淡的的高级军官同一个其智慧和军事能力得到高级军官欣赏的年青军官之间的传统关系呢？总之，毫无迹象预示，贝当和戴高乐在历史中将要保持一种具有不平常前途的关系。这是我在1964年撰写第一部戴高乐传记时的想法。当时，在回忆贝当和戴高乐在第33团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写道：“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巧合。当时，对一个士兵来说，团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物，甚至对一个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后来，有人暗示，一些女人的联系使他们得以接近起来。让·拉库迪尔在其巨篇传记中引述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他吐露隐情的话：“戴高乐，有一些女人？与贝当有同样的女人！”说真的，影射、暗示和传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戴高乐作出了决断。他当着我的面，读了我书中的这行字，就当年他这个少尉同贝当这个上校之间的“疏远”问题，用我一字一句陈述的字眼，对我说：
“不要相信这种话！那时候，我很喜欢女人，贝当也这样，这样就使我们接近起来……”
当年的贝当首先是一个具有某种战争观的军人。因为贝当认为火力占主导地位，胜于部队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武器的火力必然会限制部队运动的可能性，强制性地实现卓有成效的防御，使进攻失去其有效性，所以他作为独树一帜的军事学说家，反对那种在法国军队参谋部里占上风的、主张优先进行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观念。说真的，这种反对的立场先后在不同的人们、性格和野心之间的对抗中，在有关指挥战争问题的论战中有点遭到讽刺。这样，人们经常将贝当同格朗梅松上校对立起来，前者会“发现火力的杀伤力”，后者晋升为军队第三局、行动局局长，长期在陆军学院担任教授，鼓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极端地发扬战斗员的士气和激情。贝当和格朗梅松只是上校，而在军界上层，人们将福熙和朗尔扎克对立起来，前者主张采取进攻战略，后者得到加利尼的支持，并用一种著名的文字游戏——“进攻？要象月亮那样进攻！”来讽刺格朗梅松的理论。实际上，这种战略问题的思考是处在不同的水平上的。人们从德国参谋部和法国参谋部为了赢得战争而制定的战役计划中已经看到这点。此外，朗尔扎克在继1914年8月沙勒罗瓦战役失败之后的撤退时，加利尼在9月马恩河战役进行前夕都将指出，他们明白了什么叫运动战争。而炮兵出身的福熙象步兵出身的贝当一样早就认识到，大量使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和重炮将在战争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眼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年轻的法国军官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战略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军人气质问题。莫里斯·甘默林后来在1935年至1940年期间担任法国统帅，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在陆军学院1899年至1901年的同届校友里，最大多数的人认为朗尔扎克是他们的最佳教员，但他却更喜欢福熙。⒆不过，甘默林不能肯定，在他们俩中间，究竟是哪位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代表。朗尔扎克作为年轻军官，在1870年的战场上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后来是一位出色的军校教授。如果霞飞将军本人被排挤出战斗，那他就会把朗尔扎克看作是最有资格的接任者。关于福熙，甘默林写道，陆军学院的学生认为福熙“太理论化，有时情绪化，甚至模糊不清”。十年后，戴高乐也以他的气质、性格和本能作出了反应。他对第33步兵团的年青新兵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仅向新兵指出，当兵是为了届时捍卫法兰西及其领土和法国公民，甚至为了对维护国内安全作贡献，就象在社会动乱时使用军队那样，而且教导他们，必须用什么精神来进行战斗。
“必须有进攻精神，”戴高乐对新兵们说……“这就是说，时时处处都要有唯一的思想，勇往直前……一旦战斗开始，法兰西军队的全体人员，从总司令、军官到士兵，都只有一个思想：前进，进攻，追上德国人，杀死他们或者赶走他们。”
可是，不要对此作出过多的推理。显然，戴高乐的讲话是赋予这些年青士兵——他们来自粗犷而温和北方的农民——上前线所需要的士气、活力和胆量，而不是进行以理论阐述和论证……相反地，人们可以在戴高乐的个人记事本里发现，有一种更加建立在未来战争有可能爆发基础之上的思考。例如，人门读到他在1913年10月所写的这些文字：
“在历史进程里，人们赋予火力和运动以可变的、相对的重要性。中世纪的战斗。基本上是进攻性的。市镇纷纷武装起来。炸药出现了。发明了火枪……改变了进攻感……至于冲突，是由一支密集的纵队来进行的……深刻的秩序适合法国于大革命和帝国……王朝复辟使那些王室的旧军官卷土重来，火力的老办法占了上风，胜过运动……1866年的研究报告赋予法兰西军队错误的观点。人们采用了沙斯波步枪。1894年至1900年……齐射火力重新开始占上风。射击学校。它们倾向于使人认为，射击场上的姿势是可以搬到战场上去的……射击学校同高等陆军学院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坏思想又浮出水面……幸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人始终在正面和侧面，将进攻向纵深推进。光用火力是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就不再有疑问了。戴高乐深信，最后由攻势来决定胜负，或者象他偏爱说的那样，由运动来决定胜负。由于经验和本能，戴高乐怀疑“火力的老办法”，而这种积习是那些唯独由火力有效性所启示的防御性行为的产物。可是，历史在讲授阶段代替的学问，而在这些代替阶段中，新武器制度的产生迫使军事艺术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知道，在1913年这年，从开始使用自动武器、速射大炮、重炮这些武器中得出什么结论。这里且不谈大量生产这些武器，因为当时谁都想象不到这种生产将来的规模有多大，而大量生产赋予未来战争以工业性质，同时会发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实际上，戴高乐被不可阻挡地引导致优先考虑运动的效果，相信最终是攻势决定战争胜利，所以就准备好观察那些战争一爆发就将迫使理论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不管戴高乐已经远离其上司贝当的观念，即最终是气质的观念，他仍然赞赏贝当的不循规蹈矩和独立精神，甚至连贝当的讽刺话也加以欣赏。那是在1913年，贝当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讽刺勒加莱将军的战斗部署——勒加莱是第33步兵团所属的那个师的师长，他决定用刺刀冲锋和在大白天展开进攻。对此，贝当讽刺说：“先生们，为了更好地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