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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戴高乐经历的青少年时代所能说的就是走向战争。我们也知道，那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历史中发生了一种无法挽回的破裂，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都把1914年作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当代人则把自己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是一种悲剧性决裂，一次将昔日抛进遥远历史的决裂。然而，历史是不会实行绝对决裂的。戴高乐即将在1914年11月满24岁。而那些象戴高乐一样创造20世纪的人物已经成年，其中有些人业已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了。是年，列宁44岁，斯大林35岁，罗斯福30岁，经济学家凯恩斯32岁，希特勒25岁，阿登纳38岁，邱吉尔40岁，甘地45岁，墨索里尼31岁，尼赫鲁25岁，胡志明、铁托和佛朗哥22岁，毛泽东21岁。因此，所有这些人都象戴高乐那样认识1914年之前的世界，都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然后对已经开始的20世纪产生其影响。
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欧洲实行统治的世界。在此之前，人类从未遇到过任何相似的形势：极少数民族对整个地球实行其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治，并通过派遣其舰队和军队、部分子女移民、资本输出和工业优势等方式来瓜分世界。这是帝国主义胜利的时代。列宁观察到这种瓜分世界的现象，把它作为其思考革命机遇的出发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写道：“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最终地瓜分全球，所谓最终，不是说重新瓜分世界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重新瓜分世界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而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殖民政策已经完成了对地球上那些尚未被占领的领土的征服。瓜分世界第一次处在这样完全的状态，以致将来的领土只能变成重新瓜分的对象，换言之，领土从一个占有者手中转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不是从无领主的土地状态转入有领主的土地状态。”
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在亚洲，日本在列强中的崛起是20世纪初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它还只是占领刚刚用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来的领土。在其他世界各地，是欧洲占统治地位。190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俄中边界，象征着俄国殖民化取得进展，直至远东海滨地区。1905年，在同样被俄国人实现殖民化的土耳其斯坦，铁路修到了塔什干，而今沙皇帝国延伸到波斯和阿富汗边界，那里将必须由法国出面进行仲裁，以便重新分配这些势力范围和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对印度帝国进行统治，已经向缅甸东部、马来西亚、新加坡扩展，并想通过并吞阿富汗向西扩展。英军在坎大哈关口遭到挫折，但伦敦对阿富汗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只能在很久以后才同意承认阿富汗的独立。法国占有印度支那半岛，暹罗只能以法英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的名义，继续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中国只有表面上的独立。在北方，蒙古于1911年10月宣布自治，并于1912年11月同俄国签订了一项赋予俄国开发蒙古自然资源、俄国侨民有权在蒙古定居的条约。1914年6月6日，英国人和西藏人签订协议，规定藏南将脱离中国，以便组建一个服从英国军事保护和经济统治的自治国家。在其他地方还分配了一些势力范围。外国人以其在中国港口的租界和飞地为起点，法国人在华南和上海的一部分地点，英国人则在广州和整个长江流域，德国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人在满洲国——在日俄战争之后，满洲里的南部将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实行最高权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有70％同欧洲进行，而外国的投资有85％来自欧洲国家。所有的铁路都由欧洲铁路公司建造，并占有其四分之三的资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国际财团借了6亿3千万金法郎时，国际财团对袁世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同时又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华的重大利益不是发生冲突，而是有助于使中国处在它们的共同托管之下。
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还统治着一部分巴尔干半岛，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早在1881年12月，为了还债，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欧洲债主从其税收和海关收入中直接地征收利息。铁路网络几乎全部都由德国掌握，德国通过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及其支线，加强其优势地位。在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挫败意大利的征服企图、利比里亚小国由美国建立和控制之外，现在只剩下摩洛哥一家躲开欧洲的统治。但摩洛哥的并入法国殖民帝国将在不久后导致两次危机连续发生，其结果似乎是将欧洲引到了战争边缘。其余的非洲大陆部分遭到了瓜分。这样，英国巩固了它对埃及的政治统治，法国则在埃及保持它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裁的职位；而在摩洛哥计划问题上，法国获得了英国支持的保证。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在经历了对博埃人的战争之后，现在由英国人实行了全面统治。德国很难接受这种对非洲的瓜分，因为德国领导人想要扩大其对喀麦隆、大湖和西南非洲的占有，以损害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弱小殖民者的利益。1913年，德国和英国甚至签订了一个经过多次考虑的、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计划，当时唯独法国加以反对，阻止该计划的执行。然后，战争的爆发使得该计划不可能付诸执行。甚至连独立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也依附于欧洲了。首先，是因为拉丁美洲人口众多；其次，也因为欧洲的投资、商业贸易和智力影响；最后，甚至是因为通过那些受到欧洲榜样启示的宪法——尽管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特点更多地在于排斥最贫穷的民众，是寡头政治集团统治和军人政变频仍。
但是，这个被瓜分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英国经济学家戈布登对此进行过预卜。在戈布登看来，经济自由主义若能使全世界的利益联成一片，就会确保和平。经济国际化——人们还远未谈论“全球化”——恰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以来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繁荣的时期，正在加速进行。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使商品批发价缓慢而定期地提高的、漫长的周期——一个以发明该理论的经济学家命名的“孔特拉蒂埃夫周期”。由此产生了不断发展生产和持续增加利润的效果，就像在可比的阶段时的情况一样。而这种周期性危机，如1913年的经济危机一样，只是暂时性危机。即使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财富的积累也不可阻挡地扩大工业化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研究经济事实问题的历史学家巴伊罗克后来的成果，188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区——后来人将它取名为“第三世界”——的两倍，1913年是三倍，1950年是五倍，1970年是七倍。但是，20世纪初的这种引人注目的繁荣——后来只被二战后的三十年繁荣超越过——并未消除过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头萦回脑际的下述问题：保护国内生产，同外国竞争作斗争，在国外找到利润率更高的投资，获得控制其价格的原料来源，特别是争夺那些可以限制、甚至排除外国进口商品竞争的市场。因此，政治和军事边界也被看作是经济边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到处盛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到世界市场去购买原料就足以获得它们；宁可自由地出口商品，也不要经受那些出口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可是，在20世纪初，只有那些最坚定的自由派理论家和目光最敏锐的经济学家接受过这种观点。相反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征服领土，或者至少是建立势力范围，乃是促进本国繁荣的最可靠手段。所谓“获得原料来源”、“征服市场”、“排除外国竞争者”等说法，都属于常用词语之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状态。事后来看，可以说，殖民帝国在殖民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推而广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并不总是那些最大的征服者国家。但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完全不是人们普遍的看法。
当时，除了经济民族主义，还要加上形式各不相同的民族感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