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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玑的这些诗句是题献给欧内斯特·普斯沙里的。戴高乐在其著作中没有引证普斯沙里的名字和追述普斯沙里的榜样，但普斯沙里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楷模。作为雷南的孙子和高等研究学校的一位教授的儿子，普斯沙里的家庭位于巴黎那些曾为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进行辩护过的人的中心。普斯沙里的哲学学士学位看来为他从事这种伟大的大学教员生涯——这对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是一个梦想——做好了准备。突然，他参加了殖民地的炮兵部队，当了一个普通的炮手。他在《太阳和梦想的大地》中，陈述了自己在丛林和沙漠里生活的体验。他在《武器的呼唤》中，说明了他的从军使命。他在《古罗马百人团之旅》中，叙述了他皈依天主教的历程。普斯沙里的后两本书于1912至1913年出版，正值戴高乐业已离开圣西尔军校，转入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之时。普斯沙里于1914年战死沙场。在普斯沙里看来，武器的使命，就是严格刻苦的使命，脱胎换骨的使命，就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只有通过牺牲才能完成正果的苦行。是匮乏的物质生活吸引着普斯沙里。他生活在一块干泥地上，那里有一排书架，博絮埃的上面只排列着《誓言》、帕斯卡尔的《思想》、野战炮兵的条例、一张对数表和维涅的《军人的奴役地位和伟大》。普斯沙里想要在自己身上实行知识分子和军官、战斗员和旁观者这两者的结合。在这个人物身上，想必有许多特点了吸引戴高乐，如孤独的诱惑，全身心地投入使命，对那些多余的、因而是无益的东西无动于衷等。但更多的是，戴高乐本人正在转向行动，转向世界，转向生活。
事实上，戴高乐没有引述过普斯沙里，而是引证了莫里斯·巴雷斯。巴雷斯通过其游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说明，值此欧洲在预感中不知不觉地走向战争之时，人们是如何演变的。巴雷斯的前几部作品，以其深沉的热情和迷人的声色描写，也许是最好的作品，由此可见，他是集幻灭、涉猎、优雅的绝望于一身的作家。巴雷斯本人以幻灭、涉猎和优雅的绝望为营养，它们则赋予其“世纪之末”的用语以意义。而今，巴雷斯歌唱新的民族主义。在巴雷斯的心中，对土地、种族和国家有一种偶像崇拜。它引导巴雷斯发生偏离，偏向那些盲目地或居心不良地认为德雷福斯犯罪的支持者阵营，偏向那些排犹主义的言论。但必须看到，巴雷斯因此在20世纪初加入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思潮。当时，种族主义还是思潮，但它已在侵入文学。基普林赞扬英伦半岛所处的的优势，说：“我们的关系，比要打破的生活更加强大。”在美国，《移民限制法》想要阻挡黄种人和黑人的移民浪潮。1899年，奥斯汀·张伯伦从有意识的日耳曼人的观点出发，抨击了地中海人。纪尧姆二世揭露了“黄祸”。但巴雷斯却坚持传统的民族主义，它首先想要超越党派和观点的对立，团结法兰西社会的一切派别，以利于建立一种不可分离的民族统一。巴雷斯以此反对莫拉斯，说莫拉斯“寻求君主政体，疏远了法国人”。后来，戴高乐一直赞同这种反感，或者与它保持同样的距离，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兰西行动报”的理论家想做的那样，在法兰西历史上划出一条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在法国大革命时，会将善（与君主政体划等号）同恶（君主统治后的一切）区分开来。相反地，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巴雷斯就主动否认自己可能说过的过头话和错话，写道：“必须使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和德雷福斯的反对者结合到一个高级人士身上，必须从善良的德雷福斯派身上找到骑士风度。”戴高乐虽与莫拉斯相对立，但他对民族的统一和连续性具有同样的关注。他在每一部著作中，都将法国大革命、乃至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主义派和爱国主义的东西，纳入法兰西历史的伟大轨迹，这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属于法兰西民族自己，并且因此变得崇高起来。
基于法兰西统一的考虑，巴雷斯也公开主张实行某种社会主义：一种思想方面所下的决心，而不是社会反抗。但巴雷斯向选民提出的《南锡纲领》却将“社会主义”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量齐观。在巴雷斯看来，资本主义挑动一些阶级斗斗另一些阶级，威胁到国家统一。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国家统一。当然，不应当按照字面来理解社会主义一词。但是，世世代代的法国民族主义者都将基于同样的理由，继续保留这种社会关注。戴高乐也继承这个传统。人们可以认为，通过思想上的培训和鉴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动乱，戴高乐提前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准备好考虑进行经济制度和工人状况的改革——后来，这种改革在戴高乐的政治活动中占有其地位。
然而，看来是战争的逼近，对戴高乐长大成人和达到早熟所处的社会道德和思想环境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大于他的前途梦幻和上述思想活动。后来，戴高乐写道：“我必须说明，我在少年时代，在没有恐怖生活的情况下，想象并预先颂扬过这种未知的奇遇。”这是戴高乐在接受两名接近“法兰西行动报”的青年作家的著名采访中，用更加抽象、有时更有挑战性的字眼所表达的感觉。作为青年作家，亨利·马西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以阿加东的笔名，就大学的复仇思想向戴高乐进行了采访。据调查结果显示，浪漫的好战主义诱惑是非同寻常的。有些被询问的知识分子声称，“为了生存，法兰西需要英雄主义”。另一些知识分子则“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关于能量和力量的美学理想”。有的知识分子居然表示，“我们将在阵营的生活中，在烈火中，感受到法兰西力量在我们身上获得最大的发展”。几年后，人们甚至在1912年看到，阿贝尔·博纳尔——当时是非常年轻的小说家，后来当了维希政府的部长——还进一步抬高这种赞美之词。“人们是在战争中找到了勇气”，博纳尔说：“一切都是在战争中重塑的。”然而，即使人们不记得，在那些向这种昏头昏脑作出让步的人中，大多数亲身经历过对其哲学的考验，看到自己的理论被带到泥泞的堑壕和大战的无休止的杀戮之中，在这种赞扬战争的美学决心和反常的道德主义中，也就会有某些可憎的、甚至极其可怕的东西。
可是，从戴高乐本人在追述其青少年时代时曾经暗示过的、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不知疲倦地研究过的这些影响中，还会留下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即使我赞同历史学家饶有兴趣地去探求戴高乐家族的遗产和家谱也罢。布特鲁和他的科学哲学是否分享教权呢？必须承认，布特鲁挑起的辩论已经过去很久了；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相溶性的争吵也不再进行了；何况这种争吵现在已显得几乎是无的放矢，因为科学哲学史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再提此事，他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肯定相信柏格森著作的价值，人们看到，他在《剑刃》一书中至少有一次引述了柏格森。然而，即使想到柏格森夫人对乔治·卡托伊私下吐露的这句话：“1940年，在溃败前，我丈夫曾不断地对我说，唯独戴高乐上校一人能拯救法兰西”⒁令人感动不已，事实上，戴高乐也不再继续他的哲学思考，所以他永远不再谈论柏格森了。确实，戴高乐在其战争讲话的某些基调中提及贝玑的基调，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突出一种传统的、严谨的和紧密的风格，几乎没有一处再提到贝玑。至于巴雷斯——他既崇尚智力，也耽于声色；既崇拜种族，又崇拜大地——这个人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在戴高乐身上的反响确实很少。不管是在戴高乐的著作中，还是在他的行动中，在他的讲话主题（如果不是他的政策）中，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关注其时代、对思想运动感到好奇并始终受到文学诱惑的青年，戴高乐关注他当时所处的智力环境。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走得更远。首先对他产生影响的不是哲学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