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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对苏茜非常依赖，由她来付帐，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凡是他范围之外的东西，都是由苏茜来处理的，特别是，苏茜使沃伦避开了他的母亲。
甚至在成年之后，每当他看到那老太婆，他都会战栗或变得沉默，陷入一种令他束手无策的痛苦中。他极力避开她，在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会在用餐完毕之后借口说他要“小憩片刻”，然后退身而去。
有一次，当利拉要离开时，她和她的儿子经过一条大厅的通道。当她想和孩子吻别时，沃伦转身走开了，剩下他妈妈满眼泪水地留在那儿。但是除了这种很少机会的相遇外，苏茜总是护着他，替他挡驾。苏茜会去和利拉谈话，这样沃伦就不用去了。
沃伦对苏茜的需要是可以察觉到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拜访他姐姐多丽丝时，苏茜在早上6点的时候被一阵钻心的憩窒炎痛醒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尽管苏茜是病得很重的人，她还在极力安慰沃伦。沃伦对医院怀有一种极大的恐惧感，因而看上去显得比她更无精打采一些。
即使在平平常常的一天，当苏茜走进房间时，沃伦的脸都会为之一亮——是他情感的流露。她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紧紧抱着他。她是他的支柱，有可能是指苏茜对他童年经历的抚慰性的探寻。
沃伦有一次宣称“苏茜一根根地清除了荆棘”。而苏茜提起沃伦的时候，仿佛他是一个脆弱的孩子需要她的保护。她会对孩子们暗示，他有些方面是他们所不知晓的——而只有苏茜才对此了解。
他们俩非常互补，沃伦是专心于自己事业的人，而苏茜则愿意结识无穷无尽的密友和寻求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不和的邻居等等。就仿佛奥马哈任何遇到麻烦的人都坐过苏茜的“长凳”。她不止一次地与侍者或侍女谈得非常投入，于是她在离开餐馆时留下了他和她的电话号码。
苏茜决心不让巴菲特过着单调的生活。举个小例子说，他们加入了一个“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儿，一帮夫妇们会一个月吃瑞典肉丸，下一个月吃法国油煎薄饼。但是，每次沃伦都会开心地请求主人给他做汉堡包吃。他喜欢固守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一种食物，同一种单一想法的追求，他固守着那条弧线。
在宴会上，巴菲特夫妇表现截然不同。苏茜会去整理房间，她会靠着某个人，睁圆她的大眼睛问道：“每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沃伦则自己缩在
角落里，“看上去那样年青，翘着一撮头发，逗人喜欢。”苏姗的朋友尤妮斯。德内恩伯格说道。但是人们都会朝他涌去，不费太大功夫，他就会开始讲述一个故事，精确地选择用词，把它用得恰到好处。“你向四处环顾，突然人们就都到他那儿去了”，他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
巴菲特不仅仅是一个闲谈者，他有目的地谈话。理查德。霍兰（一位奥马哈广告经理），观察到，即使在社交场合，巴菲特也有一定的目的性。霍兰在自己近60岁的时候遇到巴菲特，这时霍兰正在为一位不动产的客户作信贷委员的职务。巴菲特曾被推荐去经营管理清算，他那时穿着网球鞋和一件T恤。“我想他也许已经准备好要破产了，”霍兰说。他们变成了好朋友，而且霍兰也投资于巴菲特。他发现巴菲特不是一个闲极无聊者。“他想要谈论某些东西”，但他在小型会谈中显得不在行，总是不时地发出神经质的轻笑声。
杰里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以不同的方式“运转”，他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问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是什么，就好像他正带着做一个研讨会。有一年，大约是1961年，当沃伦和苏茜在纽约拜访奥兰斯的时候，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人口，说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巴菲特式风格：逻辑化和数字化。同时，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极大恐惧。但巴菲特并不对它表示出敌对之意，这个问题的影响因此轻微了许多。引用简。奥兰斯的话：
他用幽默的方式谈论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逻辑性，但并不是在做讲座。他使你觉得会和他提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很明显地是他早已做过更深邃的思考。当他让你觉得他控制了一个晚上的同时，你却并不觉得过得不开心。
巴菲特也在纽约筹集了大量资金。巴菲特家春天来到这里，既是为了看朋友也是为了沃伦做生意。他会在旅馆——通常是广场饭店——打电话给奥兰斯，问道：“大男孩，你能带一个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到这儿的服务收费有多高！”这个时候，巴菲特却正在接受6位数的支票。
一定程度上他受益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他在纽校（NewSchool）的一次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 （一位经纪商，同时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
巴菲特和温伯格交上了朋友，温伯格和他的兄弟们投入了10万资金。另一个经纪商朋友亨利。勃兰特，也作了投资，并且还向自己的客户推荐了巴菲特。
劳伦斯。蒂施，曾是被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的前身）开除出来的一个人，也投入了10万资金。
然后便是一个叫戴维。施特拉斯尔的纽约人，他的家族所做的生意主要是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想买下登普斯特那个风车公司，巴菲特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说道：
对下人我有一种典型的纽约人的态度。我曾去过哈佛，而且在MIT念过书。我刚做完一些生意，自我感觉好极了。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开始询问一些主要由我们家族持有的公司的问题。有哈特佛的比林斯和斯宾塞公司，它做模具和金属剪切机。它只有约2％被公众持有。我至今仍不敢肯定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然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他对此比我在行得多，这叫我整个地发凉。
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纽约人，当即决定投资。
以105000美元起家的巴菲特合伙人公司，到1962年达到了720万的资本，比格雷厄姆—纽曼在鼎盛时期还高。总共有100万是属于巴菲特个人的。
他尽管还是小人物，但已经受了检验。尽管他还尚未在整个公众中名声大噪，但他已不是无名小卒。最初的由7个核心组成的投资团发展成为拥有90人的投资组合，其成员从加州到佛蒙特，共济一堂。
由于新的账目迅速膨胀，巴菲特觉得他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个合伙人企业合并成了一个：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他把最小投资额扩大四倍达到10万美元。而且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座位于法内姆大街14层楼的白绿相间的高楼。
凯威特广场座落在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尖上，周围混杂分布着简陋的路边商店，公寓和一座年久的铸钢厂。巴菲特的房子只求实用，显得单调但是单调得让人高兴。正如巴菲特向他的合伙人保证的那样，他说他不会太挥霍。从巴菲特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像一座宫殿。他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可以使他从管理的琐碎小事中解脱出来。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穆迪上。他还有地方可以租给体病的父亲。而且办公室和他家就在同一条街道上——就好像一条两英里的过道连接着他的卧室和书房。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十分乐观，但是生活相当单调，他常常一个人吃午饭，订一份奶酪堡和法国炸鸡。他的小职员们对他选择股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更多。
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办公室外的顾问——他在几里以外的地方。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这个笔名足可以暗示出此人的影响力。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高六级，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律师，而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茜。戴维斯家的好朋友，同时也曾每周六在巴菲特杂货店工作（受奴役）过。
在大学里学了3年以后，加上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进了哈佛的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才华横溢，同时又顽固地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