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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开心。其他的球员妻子都穿上了短裙。因为大卫说过穿着不要太显眼，所以我去那儿时只穿着牛仔服，看上去简直糟透了。我将永远记得从贵宾休息室回到座位上时的恐怖一幕。我简直吓懵了。一年中这是我第二次感觉自己会被杀死。接着大卫告诉我新闻记者拍了一张他走过球员通道时对观众伸出一根手指的照片，我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困惑。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得到如此对待？我们如何与这个恨我们的世界相处？
然后《邮报》登出这样的标题——此人是国家的累赘吗？——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
但是紧接着我的律师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马克·海耶斯说的马克·尼波里特要写的那本书实际上将由安德鲁·莫顿来写，即写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的那个人。马克显然在伦敦已和他讨论了几个星期。马克·海耶斯所说的马克·尼波里特秘密录制的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带就是那样派上用场的。他将其作为这本书交易的一部分卖给了安德鲁·莫顿。同时，马克还记了一本日记。
我们谁也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有人会这样购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完全被出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什么糟糕得见不得人的事。但接下来让我们担心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可能会信口胡诌，捏造一些事情来回报他所获得的巨额酬金。
律师们说，阻止此事的惟一希望是把他告上法庭。而我们没有他签过名的保密协议，因此事情变得更为艰难。
真是天赐良机。大约一周后，露易丝到马克曾经住过的车库上面那套公寓去，在橱柜中原来装《自学法语》磁带的一个空盒子里，她看到一张空白的保密协议。起先她以为那只是马克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以备他在某些场合为我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时使用，比如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后来她注意到上面有一个传真日期，1999年11月3 日，那正是我们解雇第二个保镖的时候。当时我们让他们两个都签了保密协议。尽管上面没有任何内容，也看不到任何字迹，但是她碰巧注意到一个缩进的签名。谁的？是马克的。律师们说立刻送给他们，接着就交给了法院。
律师并不十分乐观，但我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我太生气了，非常生气。想想那个人，我给他假期让他去曼彻斯特看他父亲，而他却一直在为莫顿的书收集资料，回忆他能记得的为我们工作期间的每一件事情。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描述我对他的感觉。
6 月23日，他在华林顿被捕。《每日镜报》把他描写成“一个私人保镖，他们夫妇的心腹”。
原来，警方为了死亡恐吓的事一直在调查他。他以“涉嫌怂恿死亡恐吓”罪被捕。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告诉我马克·尼波里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他们当时都没想到要告诉我。这在当时也许没什么作用。那时，我们都相信没有马克·尼波里特的保护，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过，他觉得马克有点儿不对劲。而我什么也没做。
那件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克里斯琴把他的新女朋友露西带回家。克里斯琴说马克一直坐在大厅里看电视，他的“那个玩意儿”露在短裤外面。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没有理会。我的意思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本不想注意，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肉和两样蔬菜挂在外面了，马克，你把它们放回去好吗？”
这样的事从9 月份我们去法国南部的埃尔顿家度假时就开始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穿短裤。但回到英国以后，这事并没完。尽管已是寒冷的秋天，他上身仍然只穿一件羊绒衣。但我害怕让他不高兴，不敢冒险失去这位斗士，他会给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的，我真的害怕他会离开。那时我也许不喜欢他的着装方式，但他工作非常出色，不是吗？难道那不是最重要的吗？
他也许让我相信了他很擅长这份工作，但事实是他并不擅长。我现在知道了，真正的职业保镖所接受的教育是不要把他们与雇主的关系私人化。我还了解到如果警方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他们会悄悄地给他一支枪，但他们没有给马克发枪。最后一点，我发现任何一个自称是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人都是假的。而且，如果他有那么好，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出卖给安德鲁·莫顿呢？因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不能再干保镖这一行了。他之所以出卖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完了。严格来说，作为一名保镖，你得擅于奔跑。我们爬贝弗利山时，他几乎赶不上我和大卫。说到那副眼镜——没有了它们，他比我更像个瞎子。我没有必要一直戴着眼镜——他却有必要。
马克·尼波里特被捕的消息是在一个下午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巴恩斯，在“奥林匹克”工作室的综合楼里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一起制作我的个人专辑。我正在娱乐室喝着咖啡，这时我碰到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即人称“绝对”的那两位制作人。
我并没有与他们接触谈论合作的事。因为洁芮离开演唱组、想自己出专辑时，许多原来与“辣妹”合作的人觉得他们应该做出选择，可以这么说吧。而“绝对”选择了洁芮。
因此这免不了有些尴尬。
“噢，你在这儿做什么？”
“噢，我在做我的专辑，你们呢？”
“噢，我们在做洁芮的下一张专辑。”
“噢，是吗？怎么样？”
“噢，很好。事实上洁芮一会儿就到。”
我感觉到他们正指望我说，哦，老天，可别让我看见她。
可我没这么说。
“噢，能见到她真让人高兴。专辑制作得怎样了？”
“噢，很好。没什么特别棒的情歌。但你知道洁芮，你不会发现洁芮唱出什么一流的情歌来，是吗？”
长话短说，我正在安德鲁的工作室里演唱一首自己的歌，大卫和布鲁克林也在那儿，还有另一个美国来的作者史帝夫·基朴纳。这时洁芮冲进了工作室，里面的正式录音间装有推拉门，她把门往后一推，走了进来，一下抱住了我。
说了一些“那么，你最近怎么样”之类的话以后，她说：“那么，你的第一张专辑，嗯？你终于开始了，这真太好了。别人说你不行你千万不要听。我知道我这么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毕业我已经拿了三个第一了，那确实让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别让任何人小瞧了你。”
然后她又冲过去，想抱布鲁克林，孩子当然根本不认识她。他一动不动。大卫直挺挺地站着，像一块木板。我也没有丝毫热情。我们一家人就像来自图索德夫人的蜡像陈列室。
虽然我们都一言不发，她却还在滔滔不绝，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
“上帝，托莉，你真瘦。当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瘦，可也够瘦的了。现在得注意你的体重了。”
终于，她明白了什么。
“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觉得我打搅你了。可不能再打搅你了。”
然后，她挥手告别，走了。
7 月8 日不仅是“公园晚会”的日子，也是我弟弟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克里斯琴不喜欢进入名人圈，所以当人们得知我还有个弟弟时，常常很吃惊。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总是很腼腆。
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像胶水一样黏在一块儿。经常有人走上前对他说：“你好，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我和露易丝总是脱口而出“克里斯琴”。我们总是代替他说话，把他指使得团团转。在很多方面，他都有资格获得一枚奖章，因为容忍我们。
即使是现在，克里斯琴还是很少与人交往。他一点也不像我和露易丝，他很有条理，爱整洁，是那种在圣诞节就为暑假出行预定票的人，他总能记得给浴室的小橱补充一些常备药。
我加入“辣妹”时，他才15岁，只是一个孩子。甚至当我遇见大卫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大卫开的什么车。但当我“境外免税年”期满回国时，全家人的宝宝已长成小伙子了。
他挣钱不多——没有什么野心，但也绝不懒惰。他从来跟我开口要过一个英镑，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他会成为某个人极好的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