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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８日，在美国的“台独联盟”宣布，彭明敏为其总负责人（后改任顾问）。彭明敏能凭着独臂在台湾情报部门严密戒备之下平安逃出台湾，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惊慌，认为一定有美国情报机构加以协助。他们怕李敖也步彭明敏后尘，便立刻把李敖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两人一组，对李敖进行“紧逼盯人”的监视。
这一“紧逼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踪监视了李敖１４个月。在这期间，李敖虽与外界的联系减少，但他并没有悲切困窘，而是以坚强的意志和百炼成钢的大丈夫境界与国民党斗智斗勇。
在李敖被软禁的１４个月里，警察监视他时有专车一辆，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２４小时全天候监视看守。李敖住在四楼公寓的顶层，警察们则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屋，车就停在门口，和李敖的自用车（也是裕隆出品，与计程车同一品级）遥遥相对。望着神秘徘徊如临大敌的特务警察，李敖笑了，他的脑海中涌出杜工部的诗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他想，这前一句正好是写自己，后一句正好是写特务，真是妙绝妙绝。李敖出门，警察们马上跟踪而来，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有时李敖干脆和他们一起同行，大开他们的玩笑。在与他们嘻嘻哈哈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其中最有趣的当是他“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一天，李敖在四楼用望远镜向下望，发现跟踪他的是一胖一瘦两个警察，李敖为他俩取外号为“胖子”和“小子”。这两个人在楼下无聊，坐立不安，耐性最差。１９７０年４月７日晚８点４５分，楼下传来撞车声，不久有人敲门，李敖开门一看，是“胖子”。按警方规定，跟监人是不准同被跟监人直接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满脸难为情地说：“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来打扰您，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俩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子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开车，一下子就冲到您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为您修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李敖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李敖下楼后，看到自己的车屁股侧面被撞伤，他想，自己的车已旧了，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于是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管区警察叫罗翼飞，湖南人，跟李敖很熟。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说“胖子”拜托他来道歉，并表示“胖子”要把李敖的车开走，修好后归还。李敖问罗到底是怎么回事，罗说根本不是一个大便一个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要“胖子”教他开车，不料“小子”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冲到李敖的车上了。李敖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于是，他请“国产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代开了一份估价单：计开板金５５００元；喷漆１５００元；前保险杆一支９００元；方向角灯一个８０元；车身镀条一组７００元，共计８１８０元。
罗翼飞看了说：“这些钱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办法才成。”说完便告辞了。
过了一天，罗翼飞又来了，他说：“他们研究认为，李先生的车只不过屁股侧面碰坏一点而已，怎么要整个全修？甚至连前面的保险杆也要换新的，全部车身都要改喷，他们说李先生在吃豆腐。”李敖说：“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因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罗翼飞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５月１日，他又来了。他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２３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他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８１８０元双手奉上。李敖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李敖在对方早已签好了的“和解书”上签了字。那和解的对方叫“张颂德”，他是谁，李敖一概不知，李敖心想，我们两人能在腾云驾雾之中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
倒霉的“胖子”不久也给调走了。他临走时对接替他的人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都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
后来，那接替“胖子”的警察向李敖讲起此事，李敖不禁哈哈大笑，他说：“这才叫‘警民一家’啊！”
１９７０年９月３日，《自由中国》的总编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这一天，国民党新闻局为了封锁消息，特意安排外国记者到中部旅游，以便暗中放出这位曾经名扬海内外的大政治犯。李敖得知消息后，马上约来了《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Ｄｏｎａｌｄ Ｈ． Ｓｈａｐｉｒｏ）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Ｌｅｏｎａｒｄ Ｐｒａｔｔ），告知详情，并不顾警察的跟踪与他们一起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接雷震出狱。于是，雷震出狱的消息很快在海内外的报刊上传开了。李敖就是以这种独特的反“老Ｋ”的方式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用他的话说叫：“老Ｋ使我受明害，我使老Ｋ受暗伤。”
在“跟监”的日子里，李敖常常数日不下楼，写来看去剪贴东西，每天洗热水澡两次，偶尔看看电视、听听唱片，连理发都请理发师上楼来，有时楼外天气阴晴都不知道。但外面的消息依然通过种种渠道传进来，在这段日子里，他知道姚从吾死了、殷海光死了、英千里死了、包乔龄死了、左舜生死了、梅乔林死了……他已３４岁，他益发感到生命消逝之快，已无生命可再浪费，他每天的工作愈发紧张了。
有一天，“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埃纳到了台湾，魏廷朝、谢聪敏约李敖一起去看马丁。李敖说：“我李敖架子很大，对洋鬼子尤其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我不会去看他的。”听了李敖的话，两人觉得有理，就转告马丁。马丁登门拜访。当时李敖的处境是自顾不暇，却很想托马丁为在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为了加深马丁的印象，李敖联系艾玫与马丁见面，但不知为何，艾玫爽约。
就在这次会见中，李敖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政治犯名单）交给了马丁。这份名单是从监狱中辗转数人，偷运到李敖手中的。不久，它被刊登在海外发行的“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１２０期上，李敖获罪，此其一也。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李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