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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萨特与众多因匈牙利事件而退出法共的知识分子不同，非但没有消沉，反而越斗越猛。他与法共意识形态权威专家罗杰·加罗迪的辩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争论长达数年，互不让步，但只限于不同政见的理论辩论。加罗迪首先发难，在他一部论述现代主要思潮的专著中专门有一章批评存在主义，尤其针对《方法问题》，指出萨特面临两难境地，必须做出二者必择其一的决定：要么选择非理性主义信仰，要么在抛弃萨特存在主义的前提下再加入马克思主义。萨特予以反驳，发表公开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哲学》（1959），简单重提《方法问题》的有关论点。后来两人有过多次不同形式的交锋，最后加罗迪向萨特建议：“我们选一个人物来解释吧，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您用您的存在主义方法。”《境况种种》之十，第九十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通过个例来证明谁对马克思主义更有贡献。萨特接受挑战，并立即建议写福楼拜，加罗迪同意了。萨特早就有计划要撰写《福楼拜》，后来基本完成，而加罗迪则没有实践诺言，不了了之。随着法共在政治上连连失败，加罗迪全部著作已成历史尘埃，连他的名字也被世人遗忘了。
然而，萨特的精力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活动和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首先萨特不顾一切地投入国内政治斗争，以反对“戴高乐军人独裁政治”的精神领袖自居，最后误入迷途。当时戴高乐看到由他创建的第四共和国自他离去后越来越混乱，已经走入死胡同，于是决定复出。通过斡旋驻阿尔及尔法军总司令马叙将军出来干政，他易如反掌地重新取得政权，曾傲慢地宣称：“政权不再需要夺取，唾手可得也。”一向担心军人当政专制的萨特闻讯怒不可遏，但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只能用拉封丹寓言中的各种动物来谩骂。当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国公投成功，十月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萨特气急败坏，预言戴高乐将把法国人民从人类界带领到动物界。《想有个国王的青蛙们》，《境况种种》之五，第一三八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当戴高乐总统向公众承诺：“法国正走向伟大的前景，正走向欣欣向荣……”萨特却充当民众代言人谴责这种自我陶醉，骂道：“我们全是杀手。”言下之意，法国人太不争气，选了这么个独裁者。但戴高乐毕竟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学富五车、学贯古今的文化人和著作家。他深深懂得法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两种传统的对峙，即以民族主义、黩武主义、保守主义的天主教传统为一方，以文人学士、教育家、神职人员、自由人的新教传统为另一方，但对峙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和底线，否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戴高乐自始至终力排众议，多次下令善待萨特，不可造次。他明明知道萨特早就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不仅《现代》成了该运动的发言人，而且萨特本人也卷入一些非法的活动而且相当过分。但萨特是碰不得的，首先因为他的动机是正义的，不懂政治而已，纯粹的书生意气用事。
况且萨特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光一九六○年一年，他应邀频频出国，去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去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去贝尔格莱德会见铁托、去巴西利亚会见巴西总统。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世人交代？但国内形势实在紧张到极点，萨特成了部分人想加害的替罪羊。一九六一年五月他的住宅遭爆炸，有人高喊：“枪毙萨特，恨死他了。”军方和内务部拿到确凿证据要抓他，戴高乐竭力阻止：“咱们不抓伏尔泰。”直到一九六二年戴高乐结束战争，让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法国人才明白他高瞻远瞩，赞赏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从此“咱们不抓伏尔泰”成为世人皆知的历史佳话。其实戴高乐比谁都懂，法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主要靠文化魅力，保护桀骜不驯的文化国宝萨特，是法兰西的荣耀。况且他明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阻挡的潮流，而萨特成为这个潮流的代言人，对法国在第三世界树立威信是有好处的。
第一部分：序《文字生涯》问世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巴黎和阿尔及尔都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主席台上专门为萨特留着显赫的位置。但萨特再三谢绝邀请，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他忙于完成自传《文字生涯》。但从自传直到一九六三年十月和十一月才在《现代》连载发表来看，那显然是个托词。为什么谢绝如此巨大的荣誉？因为萨特并不在意荣誉仪式，而在意斗争过程，在意为道义、为正义而敢为人先，况且他已经担心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会怎么样：独立仅意味着给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提供机会，远不等于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如不去出这个风头，埋头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事实上，他确在写自传，即正在告别文学创作，清算作家生涯，清算几十年的疯狂，使自己从半空中回到地上，踏踏实实做人。
《文字生涯》问世，出乎所有人意料。人们惊讶之余多半是惊喜，一本非常独特、难以归类的小书，似是自传而非自传。虽然书中讲到父母双方的家族，从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从两岁到十二岁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基本属实。但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仅仅举些支离破碎的琐事和逸事，不登大雅，况且找得出许多细节差错和年代倒错。最有发言权的母亲生硬地对他说：“你完全误解了你的童年。”善良诚实的母亲哪儿懂得儿子出了一部以自传为骨架的文学创作，简言之自传小说。虽然只提到十二岁以前的事情，但绝大部分篇幅都与他的读书和写作生涯有关，是萨特少有的一本完整的书。
《文字生涯》是萨特惟一没有受到争议的著作，四面八方一致赞扬。确实，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精品。特别是语言，连最讨厌萨特的专家学者都说文学语言上乘、大手笔、美不胜收。对出乎意料的自我批评、自我嘲讽、自我间离，有少数人颇有微词，认为有些矜持和矫情，但并不否定情操高尚。当时有谁知道他这部自我解剖的小书整整写了十年，真可谓：十年辛酸有谁知？见过他手稿的都说，涂改、重写、修正之多绝不亚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手稿。总之，他把整个身心都投进去了，确实是哲学家、戏剧家、批评家、政论家和笔战家熔于一炉的手笔。
《文字生涯》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单行本，许多国家立即用各自的文字快速出版译文，萨特颇为高兴。但他万万没想到同年十月，即正式出版仅仅六个月后，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此书“以表现出的自由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时代”。萨特第一反应：理所当然要谢绝。这是萨特逻辑。他知道，拒绝必定引起是非和风波。他心里很难过，但决不做违心的事情。果然风波大作，是非不断，最后闹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改变了评选游戏规则：从此往后，获奖候选人必须事先自荐或被推荐。这场由萨特引起的风波，许多人（包括笔者）都已评述过，此处不再赘评。但我们认为，除他本人讲的个人原因和客观原因外，最可信的理由是，萨特内心不愿意没有盖棺就被定论，说得刻薄一点，他不愿意像尸体那样用防腐香料保存，不愿意活活被塑像，或过早地被列入圣位。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从不结婚不生孩子，到不承担对他有束缚的任何职务，到反对一切体制化、制度化、政党化、帮派化，直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或半官方的荣誉。比如，二战后他曾拒绝荣誉勋位勋章，五十年后又拒绝法兰西学院讲席。他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书要写。
然而，萨特虽然照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但人气开始下降了。他变得与主流社会或社会的主流越来越隔阂了。他回到蒙巴拿斯区重新生活。明的一面，照旧从事政治活动；暗的一面，继续埋头写《福楼拜》，始终未忘对加罗迪的承诺。
一九六七年初，英国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哲学家贝特兰·罗素（1872—1970）发起成立人民法庭，名为罗素法庭，来控诉和声讨美国侵略越南和声援民族解放战线的斗争。萨特是主要负责人，罗素年事已高，欧洲大陆的事全由萨特负责。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萨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