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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就是我的母亲；我希望有一个妹妹。今天——一九六三年——母亲依然是惟一使我动感情的亲属作者原注：将近十岁的时候，我读到《横渡大西洋的客轮》（法国作家阿贝尔·埃芒（1862—1950）的作品。——译者），心神酣畅。书里讲一个美国小男孩和他妹妹的故事。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自己扮演男孩，深入他的角色，热恋着小姑娘比蒂。我很久以来一直想写一个短篇小说，讲一对因心中有乱伦的念头而迷途的孩子。不过在我的一些著作中，已能找到这种幻觉的蛛丝马迹。例如，在《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在《自由之路》中的鲍里斯和依维什，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弗朗茨和莱妮。只有弗朗茨和莱妮这一对付诸行动。这类家庭关系，引起我注意的并非是情欲，而是禁止性交：火与冰，纵情与节制交错在一起；如果乱伦是柏拉图式的，我倒挺喜欢。。我千错万错不该到妇女们中去寻找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妹妹，难怪我碰了钉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我写到此事，当年为卡米叶惨遭杀害而愤愤不平的怒气又涌上心头。她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活泼，以致我想贺拉斯的罪行兴许是我反军国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军人居然杀害自己的姐妹。我要给这个兵痞一点颜色看看。我恨不得一下子吊死他！十二发子弹一齐打进他的身子才解气。我把这一页翻了过去，然而下一页上的印刷文字证明我错了：应该宣告杀妹妹的人无罪贺拉斯杀死妹妹卡米叶之后，有人把事情告到国王那里。经过一番辩论，国王对贺拉斯说：“你的美德使你的荣耀超过你的罪过。”从而保护了贺拉斯。。顷刻之间，我气急败坏，跺脚捶胸，活像一头上了圈套的公牛，灰心丧气。之后，我赶紧平息怒气，事情总有个始末呀！应该适可而止：我太年轻了，把什么都搞得颠三倒四的。再说，宣告无罪这一节正好是用为数很多的亚历山大诗体写的，难懂极了，我急不可耐地跳了过去。我喜欢这种一知半解，故事里有许多地方不理解，这就使我感到迷迷惘惘。我读了二十遍《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末了能把整段整段背得滚瓜烂熟，但依然不明白可怜的鳏夫的所作所为：是的，他发现了信查理·包法利在妻子自杀之后，发现了她的情人罗道耳弗写给她的情书。，但难道就有理由听凭胡子乱长吗？他向罗道耳弗投以忧郁的眼光，对他记仇抱恨，到底仇恨什么呢？那他为什么又对罗道耳弗说“我不恨你”呢？为什么罗道耳弗觉得他“滑稽和有点儿卑贱”呢？之后，查理·包法利死了，忧郁而死的呢？还是生病而死的呢？既然一切都了结了，那为什么医生还剖检他？我喜欢这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因为每每我都败下阵来。我莫名其妙，精疲力竭，领略着似懂非懂、模棱两可所激起的快感，这就是所谓世界的厚度吧。
外祖父爱在家里唠叨所谓人心，我觉得这既乏味又空洞，除了在书本里，人心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使人眼花缭乱的姓名决定着我的情绪，时而使我恐怖万状，时而使我郁郁寡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当我念叨着“查理·包法利”的时候，仿佛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大胡子在围墙里散步，简直让人不堪忍受，定睛一看，又无影无踪了。导致我既焦虑又快乐的原因是在我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忧虑：一方面我担心一头栽进虚构的天地里，在里面陪着贺拉斯、查理·包法利游荡不止，无望重新回到勒戈夫街，回到卡尔妈咪和母亲身边；另一方面我推想着这一连串的句子对成年读者提供的一些意义，而这些意义对我则是回避的。我通过眼睛往脑子里灌进一些有毒的词儿，这些词的含义比我原先知道的要丰富得多。虚构的故事与我并不相干，但故事人物怒不可遏的言语有一种外来的力量，在我身上引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忧伤，简直能把一个人的生命给毁了：我是否也会感染中毒而死呢？我贪婪地吸收语言的同时，深深地被形象吸引住了，幸亏上述两起危险彼此排斥，我方始得以逃生。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日暮时分，我陷落在词丛语林里不能自拔，稍微有一点儿声音都会使我哆嗦，把地板咯啦咯啦的响声当做感叹词在劈里啪啦作响，我满以为找到了大自然的语言。这时母亲进来，打开灯，大惊小怪地叫着：“可怜的乖乖，你糟蹋自己的眼睛啊！”我好不失望地回到家庭平庸的谈吐中来，同时又感到宽慰。我跳将起来，撒野，大叫，乱跑，作怪样。不过，恢复童性之后，我仍感不安：书里讲些什么？谁写的书？为什么写这些书？我把这些忧虑开诚布公地向外祖父倾吐。他经过思索之后，认为该给我开窍了。他干得挺出色，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一面让我骑在他绷直的腿上，一面唱道：“骑在我的小马上，马儿跑得快如飞，连连放臭屁。”听到这不堪入耳的歌词，我不禁大笑。他停住唱，让我坐在他的双膝上，目光炯炯，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并像演说似的重复道：“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无论人间什么事，一概通晓。”这话未免夸海口了。其实就像柏拉图的“共和国”里没有诗人的位置一样，卡尔把工程师、商人，可能还有军官统统排斥在他的“共和国”之外。他认为建设工厂是破坏风景，对纯理论科学，也只欣赏其纯。我们在盖里尼度过七月下半月，我舅舅乔治带我们参观铸造厂。厂里很热，一些穿着破旧的粗鲁人挤来挤去老是撞着我们，巨大的嘈杂声震得我昏头昏脑。我害怕得要命，无聊得要死。外祖父出于礼貌看着熔液赞不绝口，但他视而不见，根本没往眼里去。可八月份在奥弗涅时大不一样了。他串乡走镇，到处搜索，在古代砖砌建筑前面站定观看，用手杖头敲敲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眼前所看到的，小乖乖，是高卢罗马时代的砖墙。”他也很欣赏教堂建筑，尽管厌恶天主教徒，但只要见到教堂是哥特式的，少不了要进去看看；至于罗马风格的教堂，这要根据他的情绪而定。那时他已不怎么去听音乐会了，但以前常去：他喜欢贝多芬，喜欢演奏贝多芬音乐时的排场和大乐队；他也喜欢巴赫，但劲头不大。有时他走近钢琴，并不坐下，用僵硬的手指使劲弹几个和弦。外祖母抿嘴笑着说：“夏尔在作曲呢！”他的儿子们——尤其是乔治——个个都是杰出的演奏者。但他们讨厌贝多芬，只愿意演奏室内音乐。外祖父倒不在乎这些意见分歧，而且和颜悦色地说：“施韦泽一家天生就是音乐家。”我生下才八天，听到调羹丁当响时乐呵呵的，他便断定我的耳朵有乐感。
彩画玻璃窗，拱扶垛，雕门画栏，赞美歌，木刻或石刻的耶稣受难像，诗文默祷或诗律学，种种这类人文科学，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引到超凡的精神境界，再加上自然界的美，更使我们感到进入了仙境。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彩虹在雾气腾腾的瀑布中闪烁，在福楼拜作品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也在伦勃朗透明阴影的画幅上荧荧发亮，这道彩虹就是灵魂。灵魂向上帝赞扬人类，向人类显示上帝。我外祖父在“美”中看出有血有肉的“真”，在“美”中发现最高尚的升华源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暴风雨突然在山中爆发之时，或维克多·雨果灵感迸发之际——人们可以达到“真”、“善”、“美”浑然一体的最高点。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做教堂。作为教士的子孙，我生活在世界屋脊之上，所谓世界屋脊，就是七层楼上吧。我栖在主干——树干——的最高处，即电梯井的顶部。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投以居高临下的目光，越过栅栏门，向跟我同岁的女邻居吕塞特·莫罗致意；然后回到Cella拉丁文：神殿。，或者说圣殿。我金发鬈鬈，长得像个小姑娘，从不亲自下楼，每当——也就是说每天——我由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只是把我不值钱的外表借给低处罢了，而我享天福的圣身并没有离开高处。我想现在它还在高处，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我的自然地位就是巴黎七层楼，能看见千家万户的屋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山谷使我感到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