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狻！ �
比如《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说萨特战前的剧本皆为借古讽今的神秘剧、寓意剧、荒诞剧，那么战后他的第一部剧作就以现实为题材，是介入社会生活的正剧。讲的是刚刚过去却仍旧脍炙人口的抵抗运动，着重表现抵抗运动分子在刽子手酷刑下硬是顶住不招供，偏不肯在刽子手面前表现得贪生怕死，不给卖国贼任何聊以自慰的借口。往深处讲，作者想表现一种真诚的行为，完全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涉及性命攸关的问题，勇敢的人们在极端的处境下，情愿选择死亡的自由。从而充分表现了萨特精神自由的思想。
浩劫过后，欧洲沉浸在反思之中，最敏感的问题当首推犹太人问题，太敏感了，似乎谁都不敢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便是萨特，也似乎非他莫属。果然，萨特在刚问世不久的《现代》，即第三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表《反犹太者画像》，在此文基础上，次年出版《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部思想散论振聋发聩，一下抓住全欧洲最关注的问题，迫使人们严肃对待和处理，这关系到德法及全欧洲命运的问题。在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后，他发出结论性的警告：“只要犹太人享受不到他们的全部权利，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自由的；只要犹太人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还要为他们的性命担惊受怕，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安全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一八五页，一九五四年加利马出版社。这部著作很快列为经典，成为研究和关心犹太人问题的必读之作。当然，作者采用现象学描述是不完全、不完善的，萨特后来也承认应当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来论证，尽管结论是相同的。但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敢为天下先，抛出一块粗石，引来许多美玉。
第一部分：序编写剧本遇到的风风雨雨
最难能可贵的是，萨特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与《死无葬身之地》几乎同时上演和出版的《恭顺的妓女》，在美国起初引起批评萨特的舆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甚至说他是“反美分子”。不料此剧在美国公演却大获成功，攻击萨特的一切不实之词很快化为泡影。至于后来冷战加剧，萨特偏向社会主义阵营，莫斯科有人把《恭顺的妓女》改为《可尊敬的妓女》，即在原文中，妓女虽然揭露参议员儿子的劣行，但最后还是归顺了他。而改编后，妓女不肯归顺白人公子了，从而变成可尊敬的妓女。萨特也听之任之，同意公演和出版。五十年代中期，惟一在中国出版的萨特著作就是莫斯科版本的《可尊敬的妓女》。
最能体现萨特思想转变的是《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一九四九年八月）。主人公马蒂厄摆脱孤独，参加战争，与战友们一起体验传统价值观的毁灭，也获得一次机会来宣泄以前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他介入时局，融入集体，变得关心战友，谛听他人呼声，也为团体着想了。钟楼一战，他坚持抵抗了十五分钟，借以表明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真正属于他的行为。他狂怒的射击既表明他反抗社会强加于他的束缚，也清算了自己的怯懦，更宣泄了对自己对别人的怨恨，一了百了。就这样，自由人马蒂厄——某种意义上萨特的化身——从个体主义的体验转为接受一次族群的集体主义考验，融入集体，感受一次上层建筑的倒塌，在传统的价值废墟上萌发某种博爱。
《痛心疾首》完全按作者的创作意图，写得很顺手，也是现存三卷中写得最好的。但当他着手第四卷时，冷战开始了，时局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解释道：“我写小说遇到了麻烦，《自由之路》第四卷《最后的机会》写不下去了。……我无法在这部以一九四三年为背景的小说中说明白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快报》，参见《一种处境剧》第八十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以介入“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为己任的萨特又转向戏剧，因为在他看来，小说是不能说谎的，戏剧则可通过对话把谎言掩盖起来，剧中人物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可以诡辩，总之戏剧可以提出问题而不加以解决。于是萨特把自己对政治斗争失败的反思和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及社会动乱的看法一股脑儿融入《脏手》，企图对自己做一次阶段性的清算。但他万万没料到，《脏手》的上演和出版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强的风波、那么久的麻烦——前后二十年不得安宁。
限于篇幅，我们只做最简单的回顾和分析：《脏手》（一九四八年三月）首次上演获得成功，但遭到法共严厉的谴责，认为谋杀贺德雷计划是对共产国际的抹黑，并且是对法共领导人无耻的影射和诬陷。《法兰西文学报》发表阿拉贡夫人爱尔莎·特里奥莱和法共意识形态专家让·卡纳帕的批判文章；《行动》杂志发表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充满敌意的剧评。资产阶级各报终于放心了，于是齐声叫好，大炒特炒，著名的昂托望纳剧院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竟连续上演六百二十五场，后来外省巡回演出三百场。美国很快发表了《脏手》的片断，并改编后准备以《红色手套》公演，虽然遭到萨特严厉拒绝，却依然引起社会主义阵营一致谴责和声讨。苏联居然指使赫尔辛基当局公开禁演，把《脏手》视为“反苏宣传”。一九五一年八月《脏手》在法国改编成电影，影响更大了。可萨特本人一九五一年再度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再度与法共合作，再度成为保留批判权的同路人。他做出高姿态：任何国家没有得到该国共产党高层的允许，不得上演《脏手》。他说到做到，许多国家都一一接到他的禁令，前后禁止十年。直到苏军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剧才开禁。
造成这么大、这么久的误会，主要因为人们把《脏手》视为政治剧，而且是带有反共色彩的政治剧，萨特怎么解释也没用。时过境迁，凭心而论，《脏手》不是政治剧，而是以政党内部政治斗争为背景的伦理悲剧。其主题确是受到重大政治事件启示后的再创作，以下三方面值得一提：一、托洛茨基一九四○年五月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的特务暗杀，折射到剧本，变成针对贺德雷的谋杀计划，贺德雷秘书雨果的原型，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熟人，他曾受命混到托洛茨基身边成为秘书，在一所戒备森严的住所服务多年也无从下手。根据这个原型，萨特创造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雨果，他真心诚意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入革命，但很难适应，面对全心全意为完成既定目标的一位领导人。却很难下决心完成更高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暗杀另一位领导人。参见《势在必然》第二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二、法国政客雅克·多里奥（1888—1945）事件——一九六四年萨特接见《辩证理性批判》的意大利文译者卡鲁索时指出：“多里奥主张共产党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党前身）接近，为此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之后，为了避免法国沦为法西斯，并根据苏联的具体指示，法共走上了多里奥指出的道路，但从来没有承认多里奥是正确的，而党从此却奠定了人民阵线的基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辩证需求。”多里奥事件折射到剧中变成贺德雷是否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党的高层认为他是投靠社会党的叛徒，因此通过路易和奥尔嘉派雨果潜入贺德雷身边，乘机将其暗杀。三、研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萨特自认为，在列宁著作的研究者中，他是第一位论述政治现实主义的。在《脏手》中，贺德雷就依据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说服雨果，使他明白党与匈牙利国家元首及卡尔斯基谈判是正确的。剧本以此为主题展开讨论“自由”与“手段”的复杂关系，即伦理与选择的关系。革命政治家贺德雷认为在政治形势所迫之下，可以赞同马基雅弗利的名言：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哪怕暗杀党内异己。他说：“原则上我不反对政治暗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至于说谎，更不在话下，贺德雷指出：“必要时我会说谎。”《脏手》第二○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三年。
由此看出，萨特存在哲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他的自由哲学已让位于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