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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思想简单，在他身上，除了骨头和死肉外，只剩下纯粹权利。这是一个着魔中邪的案例，我想到。人一旦被权利占领，任何驱魔咒语也赶不走它。冉·帕罗坦一生都在思考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像每次参观博物馆一样，我感到轻微的头疼，但他不会头痛，他感到的只会是被医治的痛苦权利。人们不能让他过多思考，不能让他看到令人不快的现实，看到他可能的死亡，看到旁人的痛苦。人们在弥留之际往往按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习惯，说几句崇高的话，而他呢，对守护了他十二夜的妻子说（就像我的一位叔叔对他妻子那样）：“你，泰蕾兹，我不谢你了，你只是尽到了责任。”一个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真该向他脱帽致敬。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雷米·帕罗坦
我惊讶地凝视他的眼睛，它们示意我离去。我不走开，显然很不知趣。我曾在埃斯库里亚尔图书馆久久凝视过腓力二世的肖像，因此我知道，当你正视一张闪烁着权力的面孔时，不用多久，闪光就会熄灭，只剩下灰烬残渣，正是这残渣使我感兴趣。
帕罗坦有很好的耐力。但是突然间，他的目光熄灭，画幅暗淡下来。还剩下什么呢？盲人的眼睛，像死蛇一样细薄的嘴唇，还有脸颊，孩子般圆圆的、苍白的脸颊，它摊开在画幅上。SAB的职员们不会猜到它们的模样，因为在帕罗坦的办公室里从来待不长，他们走进办公室时，遇见的是那道可怕的目光，它像一堵墙，遮掩住那张苍白的、软弱无力的脸颊。他的妻子是在多少年以后才注意到的呢？两年？五年？我想像，有一天，当丈夫躺在身边，鼻子蒙上一缕月光时，或者当他饭后仰靠在安乐椅上，半闭着眼吃力地消食，下巴上有一片阳光时，她鼓起勇气正视他，于是这一大堆肉便现出原形，臃肿不堪，流着涎，有几分猥亵。从那一天起，帕罗坦夫人大概就掌握了指挥权。
我向后退了几步，一眼览尽所有这些大人物：帕科姆、埃贝尔院长、两位帕罗坦、奥布里将军。他们曾戴过高礼帽，星期日曾在绕绳街与市长夫人——曾见到圣塞西尔显灵的格拉蒂昂太太——相遇，他们郑重其事地对她行大礼，这种大礼的秘诀已失传。
他们的肖像精确之至，然而，在画笔下，他们的面孔已失去人脸的神秘弱点。就连最懦弱的面孔也像陶器一样纯净。我在上面寻找与树木和动物、与土生或水生的三色堇的相似之处，但是找不到。我想他们在世时不曾需要肖像，但是，在去世前，他们请来名画师为自己画像，好让他们为改变布维尔周围的海洋和田野而进行的工程审慎地重现在他们脸上：疏浚、钻探、灌溉。因此，凭借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的帮助，他们征服了全部自然：身外的自然和自己身上的自然。这些暗色肖像提供给我目光的，是人对人的重新思考，而惟一的装饰是人所获得的最大战利品：美妙的人和公民的权利。我毫无保留地赞赏人的统治。
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走了进来。他们身穿黑衣，尽量避免引人注意。他们在门口站住了，显得很惊奇，先生本能地摘下帽子。
“啊！怎么！”女士激动地说。
先生很快镇静下来，用恭敬的口气说：
“这可是整整一个时代！”
“是的，”女士说，“是我祖母的时代。”
他们走了几步，遇见冉·帕罗坦的目光，女士仍然惊呆地张着嘴，先生并不洋洋得意，他显得谦卑，大概是对这种令人生畏的眼神和短暂的接见十分熟悉吧。他轻轻拉拉妻子的手臂。
“瞧瞧这一位。”他说。
雷米·帕罗坦的微笑从来不让卑微者感到拘束。女人走近肖像，专心致志地看：
“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肖像由雷诺达绘制。”
“帕罗坦是科学院院士，”丈夫说，“雷诺达是研究院院士。这可真是历史。”
女人点点头，然后看着大名医：
“多么有派头！神气多么聪明！”
丈夫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简单地说：
“正是这些人建造了布维尔。”
“把他们全放在这里，真不错。”女人感动地说。
我们这三个士兵在这间宽大的展厅里操练。丈夫在不出声地、毕恭毕敬地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就突然不笑了。我转过身，走到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前。一种温和的快感侵袭了我。啊，对，我是对的。真是太逗了。
女人走近了我。
“加斯东，”她突然壮起胆子说，“你来看看。”
丈夫朝我们走过来，她又说：
“你瞧瞧，这个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还有一条街哩，你知道，就是那条到达儒克斯特布维尔之前、朝绿岗上坡的小街。”
片刻后她又说：
“他那样子可不随和。”
“可不！不满意的人要和他打交道可不容易。”
这句话是冲我来的。先生用眼角瞟了我，出声地笑了。这一次他显得自命不凡、吹毛求疵，仿佛他就是奥利维埃·布莱维涅。
奥利维埃·布莱维涅可没有笑。他向我们伸出肌肉紧张的下颌和突出的喉结。
片刻的安静和凝神赞赏。
“他好像要动起来了。”女人说。
丈夫殷勤地向她解释：
“他是做棉花生意的大商人，后来弃商从政，当上了议员。”
这一点我也知道。两年前我曾在莫勒雷神甫莫勒雷神甫（1727—1819），法兰西学院院士。——原编者注的《布维尔名人小辞典》中查阅到有关他的条目，我抄了下来：
布莱维涅，名奥利维埃—马夏尔，前者之子，在布维尔出生和去世（1849—1908），曾在巴黎攻读法学，一八七二年获学士学位。在公社起义期间，曾与众多巴黎人一样被迫避难于凡尔赛宫，受到国民议会庇护，因此感触极深。布莱维涅不同于只追求玩乐的同龄青年，他立下誓言要“为重整秩序而献身”。他信守诺言，回到家乡后立即建立著名的秩序俱乐部，该俱乐部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布维尔的大商人大船主每晚的聚会处。有人俏皮地称这个贵族圈子比骑师俱乐部更加封闭，然而，在一九○八年以前，它对我们这个大商港的命运起着良好的作用。一八八○年，奥利维埃·布莱维涅与商人夏尔·帕科姆（见另一条目）的幼女玛丽—路易丝·帕科姆成婚，并在夏尔·帕科姆去世后成立帕科姆—布莱维涅父子公司。不久后弃商从政，竞选议员。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奥利维埃·布莱维涅
布莱维涅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国家患了重病，那就是统治阶级不愿继续领导。如果那些就继承性、教养和经验而言都最有能力行使权力的人，由于顺从或厌倦而放弃权力，那么，先生们，谁将来领导呢？我常说，领导不是精英们的权利，而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先生们，我恳求你们，恢复权威原则吧。”
布莱维涅于一八八五年十月四日第一轮选举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后一再连选连任。他能言善辩，言词激烈锋利，作过无数次精彩的演说。一八九八年可怕的罢工爆发之时，他正在巴黎，连夜赶回布维尔，领导研究对策，并提出与罢工工人谈判。谈判是本着宽厚调解的精神进行的，后来由于儒克斯特布维尔的殴斗而中断。军队谨慎介入后民心才安定下来。
他的儿子奥克塔夫年纪轻轻就进了综合理工学院综合理工学院，一七九四年成立的高等学校，进行英才教育，属军队编制。，他一心培养儿子当“领袖人物”，但奥克塔夫却英年早逝，在这个沉重打击下，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一九○八年二月，他与世长辞。
演讲集：《道德的力量》（1894，绝版），《惩罚的责任》（1900）——本集的全部演讲都是关于德雷弗斯事件（绝版），《意志》（1902，绝版）。在他死后，人们又将他的最后几次演讲及致亲友的信收集成册，取名《Labor improbus》拉丁文，取自维吉尔《农事诗》（I，144—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