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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的声音，都像小小的权利，瞬间的、纯净的权利。在六十年间，他始终一贯地使用生存权。多么美丽的灰色眼睛！它们从未闪过一丝怀疑。帕科姆从未弄错。
他一贯履行责任，全部责任，作为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责任。他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的权利：作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继承清白的名声和兴旺的家业；作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爱的关怀；作为父亲，要求受到尊敬；作为领袖，要求得到任劳任怨的服从。其实，权利始终只是责任的另一面。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维乐最富有的家族）大概从未使他本人吃惊。他从不对自己说他很高兴，而当他高兴时，他便很有节制地说：“我在消除疲劳。”这样一来，高兴转换为权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无聊事了。在左面，在他那发蓝的灰白头发上方，书架上有书。漂亮的精装本，显然是经典著作。每晚睡觉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读几页“我的老蒙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几首贺拉斯的颂歌。有时他大概也读一本当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读巴雷斯和布尔热。阅读片刻以后，他微笑着放下书，目光失去了值得赞赏的警惕性，几乎充满遐想。他说：“尽责任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困难呀。”
他从来没有反躬自问，因为他是领袖。
墙上挂的还有其他领袖。甚至只有领袖。这个坐在安乐椅上的、灰绿色的大个子老头，是领袖。他的白坎肩与银发十分相配。（这些肖像主要是为了道德感化而绘制的，其精确性真达到一丝不苟，艺术性也有所考虑。）他将细长的手搭在一个小男孩头上。他的两膝裹着毯子，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的目光游移在远方。他看见年轻人看不见的一切。在肖像下面的一块菱形金色木牌上写着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罗坦，或者谢尼奥，我无意走近去看。对他的亲朋好友，对这个孩子，对他自己而言，他仅仅是祖父。等一会儿，如果他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用未来的诸多责任来开导孩子的话，他将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
“答应祖父你要好好听话，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学习，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生命的黄昏
在生命的黄昏，他将宽容的关怀分给每个人。如果他看得见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会得到他的好感，他会想到我也曾有过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东西，这个岁数的人不再有欲望了。他只要求在他进来时人们稍稍压低声音；只要求当他经过时人们对他露出温柔而尊敬的微笑；只要求儿媳妇有时说：“父亲可真了不起，比我们大家都年轻”；只要求当孙儿生气时，惟有自己能用手摸着他的头使他冷静下来，然后说：“这些伤心事，只有祖父能安慰他”；只要求儿子每年就棘手的问题多次请教于他；最后，只要求自己感到安详、泰然、睿智。老先生的手仅仅碰着孩子的鬈发，仿佛是祝福。他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光荣的过去，正是这个过去使他有权谈论一切，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因为经验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抵御，它也是权利，老年人的权利。
挂在菱形饰上的奥布里将军佩着长军刀，他是领袖。埃贝尔院长也是领袖，他是敏锐精细的文人，是安佩特拉兹的朋友。他的脸长长的，和其长无比的下巴很对称。嘴唇正下方有一小绺胡须。他的下颌微微前伸，像是在打嗝，那副得意的神态仿佛在做精细的剖析，在提出不同的原则。他手执鹅毛笔遐想，他也在消除疲劳，用写诗来消除疲劳。但他具有领袖的深邃目光。
那么，士兵们呢？我站在展室中央，成为所有这些严肃目光的靶子。我不是祖父，不是父亲，甚至也不是丈夫。我不参加投票，只是交点捐税。我不能夸口说我有纳税人的权利，或者选民的权利，我甚至没有受人敬重的小小权利——这是顺从了二十年的职员所获得的权利。我开始对自己的存在真正地感到吃惊。莫非我仅仅是个表象？
“嘿，”我突然对自己说，“士兵就是我！”我毫无愤懑地笑了起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人有礼貌地回我一个漂亮的微笑。雷诺达是怀着爱来绘制这幅肖像的，他的笔触十分柔和：小小的、厚厚的、精雕细琢的耳朵，尤其是两只手，修长而有力，十指尖尖的。这的确是学者或艺术家的手。他的面孔对我是陌生的，我大概经常从它面前走过而未加留意。我走近这幅画：“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
帕罗坦·瓦克菲尔德医生和我谈起过他：“我一生只遇见过一位大人物，就是雷米·帕罗坦。一九○四年冬天我听过他的课（您知道我在巴黎学过两年产科）。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领袖人物。我向您发誓，他真有领袖气质。他使我们激奋，我们会跟随他到天涯海角。此外，他还是位绅士，他家财万贯，并且拿出一大部分去资助穷学生。”
就是这样，当我头一次听人谈起这位科学王子时，我便有了强烈的印象。现在我来到他面前，他对我微笑。多么机智聪明、多么和蔼可亲的微笑！他那胖胖的身体舒适地坐在一只大皮安乐椅上。这位不装模作样的学者立刻使人不再拘束。如果没有他那充满灵性的目光，你甚至会把他当做一位好好先生。
不需很久就能猜到他的威信从何而来。他受人爱戴是因为他理解一切，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对他讲。他有点像勒南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及历史学家，在语文学、宗教史诸方面均有建树，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影响很大。，只是更优雅。他属于说这种话的一类人：
“社会主义者吗？可我比他们走得更远！”当你跟他走上这条危险的路时，你很快便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放弃家庭、祖国、财产权以及最神圣的价值，甚至怀疑资产阶级精英的统治权。然而，再往前走一步，一切又突然恢复了旧有的方式，而且理由出奇地充足。你回过头去，看见社会主义者被远远抛在后面，显得很小，他们挥动手绢喊道：“等等我们。”
从瓦克菲尔德那里我还听说，这位大师常常微笑着说他喜欢“分娩灵魂”。他始终年轻，身边也都是年轻人。他经常接待攻读医学的富家子弟。瓦克菲尔德去他那里吃过几次饭。大师把刚刚学会抽烟的学生当成年男人看待，请他们抽雪茄。他躺在长沙发上，半闭着眼，滔滔不绝地说，大群弟子们如饥似渴地围在四周。他追忆往事，讲述故事，从中得出有趣而深刻的教训。在这些有教养的青年中，如果谁的见解与众不同，帕罗坦便对他特别关心，请他发言，专心致志地听，并提供意见和思考题目。这位青年被丰富的思想装得满满的，遭到同伴们的仇视，又不愿再孤身一人与众人唱反调，于是必然有一天会请求单独谒见大师，腼腆地向他倾诉最隐秘的思想、不满和希望。帕罗坦将他抱在怀里，说道：“我理解你，从一开始我就理解你。”于是两人畅谈一番。帕罗坦走得很远、很远，年轻人跟不上。但是，在这样会谈几次以后，年轻叛逆者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他看清楚了自己，开始明白自己与家庭及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终于理解了精英们令人钦佩的作用。最后，仿佛出现了魔法，这只迷途羔羊在帕罗坦一步一步的指引下回到了羊圈，大彻大悟，改邪归正。瓦克菲尔德说：“他医治的灵魂比我医治的肉体还多。”
雷米·帕罗坦和蔼地向我微笑。他犹豫着，想了解我的立场，以便慢慢改变它，将我带回羊圈。但是我不怕他，我不是羔羊。我瞧着他那没有皱纹的、美丽而平静的额头，他那稍稍凸出的肚子以及放在膝上的一只手。我回他一个微笑，便走开了。
他的弟弟冉·帕罗坦是SAB可能是“布维尔船主协会”的缩写。——原编者注的主席，他正两手扶着堆满文件的桌子的边沿，那姿势向来访者表明会见已经结束。他的目光很特别，仿佛既抽象又闪着纯粹权利的光辉。令人目眩的眼睛占据了整个面孔。在这团火的下方是神秘主义者紧闭着的薄薄的嘴唇。“真奇怪，”我心里想：“他和雷米·帕罗坦很相像。”我转过头看那位大名医，寻找他们的相似点，突然在他那张温柔的脸上看到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