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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隔离审讯》的舆论评价明显分成正负两面：持负面批评和攻击乃至谩骂的是伪政权媒体，他们认为思想内容堕落、“伤风败俗”、“只能骗骗性无能的老年人”，所以是“背德的剧本”；但正面评价则很高：“独树一帜”、“难以归类”、“颇具戏剧天才”。双方针锋相对，好在负面指责非但没有伤害萨特的名誉，而且被敌人谩骂倒是好事，反而提高萨特的声望，因为美军已经开始在诺曼底登陆。所以有人捧场说，《隔离审讯》在隆隆炮声中“勾勒出战后法兰西文学的新图景”，“开辟圣日耳曼草场的黄金时代”。不管怎么说，其时的萨特在巴黎左岸的文坛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相当突出的一席。
二事业鼎盛人气高扬，组织政党惨遭失败
美军成功登陆诺曼底，直捣法国首都，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组织起义成功，准备迎接戴高乐将军和盟军。萨特全身心投入行动，应聘加盟著名的地下刊物《战斗》，充当战地记者，为头版撰写系列报道，总题《漫步起义的巴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巴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萨特在罗浮宫宾馆阳台观看戴高乐将军站在装甲车上游行致意。短短几个月内，萨特向多家报刊发稿，只需列举部分文章标题，就可知道他的报道涉及法国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沉默的共和国》、《被占领下的巴黎》、《什么是合作分子？》、《战争结束了》等等《境况种种》之二，第十一至七十四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这些时政报道和评议，不仅引起法国和英国政界和媒体的重视，而且招徕了美国当局。一九四四年末一九四五年初，美国务院邀请八位法国记者有组织地采访美国两个月，萨特也在应邀之列，同时代表《战斗报》和《费加罗报》。在发回的稿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的个体主义和遵守习俗》、《美国城市》、《纽约，殖民的城市》、《介绍》《境况种种》之二，第十一至七十四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萨特的系列采访和报道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决支持戴高乐。众所周知，戴高乐将军长期与美英不和，不肯顺从美英干涉法国内政，视法国尊严和荣誉高于一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盟军登陆北非后，遥控指挥，安插吉罗充当法方统领，而不看好在伦敦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怀疑他亲共容共，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登陆诺曼底仍僵持不决。后来罗斯福本人发现吉罗不学无术，毫无政治头脑，才在七月邀请戴高乐将军正式访问白宫，承认他为法军统帅和法国首领。但在纽约等地的法国移民依然两派对立，吉罗派和戴高乐派水火不相容。尽管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将军甚至申明支持戴高乐将军是洗刷美国政府在北非事件上的耻辱，但在美国的吉罗派势力仍占上风。萨特的报道力排众议，别出心裁地指出，在此事件上，说到底，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主要区别在于，吉罗派代表“怯弱的法国”，戴高乐派代表“革命的法国”，并高明地指出，美国舆论导向一贯，尤其自一九四三年初，揭露位于摩洛哥战俘营的真相和阿尔及利亚维护反犹法律，所以吉罗派不能真正代表法国。萨特的观点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既旗帜鲜明支持了戴高乐将军，又让美国政府换回了面子，并讨好了美国的民主媒体《罗斯福总统向法国记者表示他热爱我们的国家》，载《费加罗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至十二日。。可见，萨特的报道鹤立鸡群，名震西方。
二、战后最早揭露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萨特访美除正式身份外，还是著名作家哲学家，他最早向法国推荐福克纳、多斯·帕索斯和吴尔芙，而且推崇备至。所以，美官方虽然严密监视法国记者团，对萨特却网开一面，应他要求，专门为他个人安排采访。他选择去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很快惊讶地发现：这两州某些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同时发现了黑人问题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一九四五年那里的种族压迫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片平等和自由的土地上却生活着一千三百万贱民……他们自称是‘三等公民’，他们是黑人。在南方到处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我耳闻目睹的黑人问题》，载《费加罗报》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这些与众不同的报道，立即引起了法国乃至西方左派媒体的高度赞赏。总之，萨特的美国深度之旅，是他社会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从反对排犹主义到反对一切种族歧视，从同情劳苦大众到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到支持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弱势阶层和团体，从此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巴黎解放，百废待兴，百事待举。萨特所在的法国作家联盟忙于清理阶级队伍，清除合作分子、亲德分子、变节分子，主力是以阿拉贡为首的法共和亲共作家，莫里亚克也积极参加清除右翼作家中的亲德分子。最厉害的是《海的沉默》的作者韦科尔和诗人出版家塞盖斯，他们甚至提出惩治加利马出版社。萨特则比较温和，对这种旷日持久的清洗不感兴趣，只应付二次会议，没有表态就不闻不问了。他的精力主要放在解放思想、创新意识形态、干预时政和建立新的介入文学，面向青年学士、培养新的文学人才。为此目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宣传阵地。在加利马的支持下，决定创建以文学和时政为主的综合性月刊《现代》，由萨特任主编，阿隆、波朗、奥利维埃、梅洛—蓬蒂、德·波伏瓦任编委。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现代》创刊，令人耳目一新，风风火火，一时间成为文学和时政焦点的集散地，独领风骚许多年。风头过后，风景一年不如一年，至今仍存，但是很少有人问津了。
也许萨特太急于标新立异，在大众还未弄清他的哲学思想之前，就急于左右开弓树对立面了，总之，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对手们首先拿一九四五年同时出版的《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开刀。不巧的是《不惑之年》的情节围绕堕胎展开。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四十年代，堕胎绝对是非法的。更有甚者，马蒂厄是中学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却缺德透顶，把玛赛尔肚子弄大的同时暗地里爱上另一个姑娘。非但不跟玛赛尔结婚，还硬让她做人工流产。玛赛尔逆来顺受，同意堕胎。马蒂厄暗自高兴，却凑不出巨款支付地下医生，于是去偷。当时，堕胎和偷窃正是法国人认为最不人道且最下流的事情。不怀好意的评论家，笔锋一转，暗示马蒂厄就是萨特本人，因为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不结婚就同居，并搞其他情人。一时间，谣言四起，这哪里是讨论文学，太没有水平了，可当时确是如此。
不能说萨特没有思想准备，《不惑之年》在战前就被伪政权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出版过，加上战后的萨特已不再相信个人绝对自由了。所以他加速完成了《缓期执行》，借以表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之后，个体像单子似的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完全不可能了。《不惑之年》主人公马蒂厄和其他个体在《缓期执行》中若隐若现地游离在浮动的群体中，根本不显眼了，整个舞台都被与战争狂澜有关的人与事占据了。个体微不足道了，完全融入自己选择的群体中了。作者以为内容够积极的了。
但舆论根本不买账，逼他回答。其实不难回答，只要说，小说是一种艺术，人物是虚构的个体，想像出来的，不是作者本人。即便主人公融会作者某些人生体验，那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剖析和批判。比如说，马蒂厄的怯懦、颓丧、情色、恐惧都反映作者内心的展露，但情节完全是想像的。况且是第三人称，即便是第一人称，普鲁斯特早就讲过，作者在小说中必然是另一个“我”，不是同一个“我”。这个真理，萨特不仅懂，而且就是这样做的，对他来说太小儿科了。可是他偏不这么讲，偏偏挑战性地回答：“马蒂厄错就错在没有真正与玛赛尔订终身。倒不是因为他没有娶她，在我看来，婚姻是一纸无关紧要的契约，只是订终身的社会形式。而是因为他明明知道他俩的关系不是真正两心相悦……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又虚又假的。”《答克里斯蒂昂·格里佐利》，《出版物月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这还了得，此言一出，引来一片谴责声，认为萨特的道德人格出了问题，他与丑恶和猥亵同流合污�